商家促销的喧嚣、工地施工的嘈杂、汽车加速的轰鸣、邻居装修的敲打……生态环境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生态环境投诉举报管理平台接到的投诉举报中，噪声扰民问题占全部生态环境污染投诉举报的59.2%，排在各类环境污染要素的第一位。
如何让城市既“能说话”，又“懂沉默”？当前在城市噪声治理方面有哪些成效、又面临怎样的挑战？
近在咫尺的噪声污染
在生态环境部的调查中，公园广场等公共场所和超市商场等营业场所，构成了两处最典型的社会生活噪声场景，近年来关注度迅速上升。数据显示，在2024年全国噪声投诉中，社会生活类投诉举报占比达71.2%，已经超过传统的建筑施工噪声、交通运输噪声和工业噪声等，是投诉占比最高的噪声类型。
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是加剧声环境矛盾的关键因素。“早期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未充分考虑噪声问题，在功能区分上容易出现居住区与商业区、工业区混合的现象，这种高密度的生活环境进一步拉近了居民与噪声源之间的距离。”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未来人居研究院副教授郭梦笛告诉记者。
源头碎片化、时间全天候化、暴露个体化、评价管理滞后化，当下噪声污染的几个显著特点意味着噪声治理具有不小的难度——分贝数不超标但扰民，超标了却“举证难、协调难、执行难”。“多数情况下，噪声投诉缺乏系统性解决方案，只能停留于居民之间的私下交涉。”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教授蔡荣告诉记者。
“传统的点源控制难以应对当前困境。”谢辉认为，改善城市声环境，要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进行系统管理，“在法治保障、公众参与和多方协作方面形成合力，共同推动城市声环境治理走向科学化、精细化。”
多方协同的降噪行动
2023年，生态环境部组织在全国多座城市开展城市噪声地图应用试点，各地通过部署噪声监测设备，利用声纹识别技术，能够精准辨识鸣笛、炸街车、施工等噪声，并自动抓拍上传至噪声污染监管数字化平台，与基层治理体系完成衔接后，即可形成“定位噪声、固定证据、协调处理”的高效处置闭环。在浙江杭州拱墅区，“1分钟派单、5分钟到达、60分钟解决”已经成为城市噪声治理的新机制。
事实上，“噪声地图”只是这场大规模“降噪”行动中的一环。
郭梦笛介绍，早期，我国噪声污染治理侧重于工业噪声查处等专项攻坚，随着2022年噪声污染防治法和2023年“十四五”噪声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出台，政策体系加速完善，目前已经构建起了覆盖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自动监测网络建设、工业噪声排污许可管理、噪声地图试点应用等全链条治理框架。治理手段也从传统执法向“立法引领+科技赋能+公众参与”的综合模式升级。“在这个治理框架内，‘宁静小区’作为一项全国性治理实践，逐渐成为化解城市活力与宁静之间矛盾的一条关键路径。”郭梦笛说。
宁静小区建设，旨在守护居民“家门口”的宁静，通过健全社会生活噪声源头预防、行为管理、协调处理机制，建成声环境质量达标、居民满意度较高的示范小区。截至2025年初，全国已累计建成宁静小区2132个。生态环境部起草的《关于推进宁静小区建设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显示，到2035年，宁静小区将成为居住小区的普遍标准。
通往静谧之路仍有挑战
今年3月，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发布，将隔音性能纳入“好房子”标准，尝试从源头入手，为更宜居的声环境提供一个起点。
记者了解到，早在2021年，北京256户居民在多方协调近3个月后，领到了北京地铁19号线夜间施工噪声的补偿金。协调主要围绕补偿标准产生的争议，对不同城市而言，哪些项目具备夜间施工许可，如何界定“必要施工”标准，怎样建立量化补偿规则，仍有待探索。
噪声治理的挑战，不仅仅是算好规划管理的经济账，更是对治理目标的重新考量。
“城市噪声治理的目标不应仅仅是‘达标’，更应是‘舒适’和‘满意’。”不少专家认为，随着风电等电力设备、新能源汽车、低空飞行器的大规模使用，低频噪声和间歇性扰动声正在成为新型噪声源，这种低沉、持续的嗡鸣声值得关注。
“仅看分贝值，而忽视对声音频谱特征和时间分布的关注，很容易陷入‘达标不达感’的治理困境。”谢辉告诉记者，目前这些低频噪声已经引发不少投诉，却难以用现行标准准确量化。
同时，“降噪”也并不意味着冷清，而是要形成有层次、有节奏的声环境。比如增加水流、鸟鸣、风声等悦耳宜人的声景，可以有效提升声环境的舒适度。因此，改变当前噪声治理的单一评价维度，引入主观感知的评价方法，建立以公众感知为导向的评价体系，成为不少专家的共识。
（据《光明日报》，记者：孙小婷、赵斌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