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文人大范围、远距离、跨地域、长时段、多形态、多族群、全球化的游历，使得诗人们眼界大开，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入前人未入之境，经前人未经之事。学者黄二宁的《四海车书总会同：元代文人游历与行旅诗研究》，近日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在全球史视野下，考察了元代文人的游历观念、特征、类型等，揭示了元代诗歌独特的思想、艺术与文化价值。
游历之广 前所未有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了解外部世界，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从某种媒介中得知外部的信息，二是通过自己的游历，亲身接触、感受和了解。
身在旅途的文人，往往作诗描写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于是产生了古代诗歌中的一个重要类型——行旅诗。萧统《昭明文选》将诗歌分为23类，其中就有行旅诗，收录了潘安、陆机、陶渊明、谢灵运等11位作家的35首行旅诗。严羽《沧浪诗话》有言：“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别离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
从中国古代诗歌史的角度看，行旅诗多，是元诗的一大特色。要认识元代诗歌、元代文学，认识其特色与丰富性，应该深入研究元代文人游历与行旅诗。
13世纪至14世纪的元朝，疆域空前辽阔，交通空前便利，中外交流空前活跃，涵养出天下一统的盛大气象。《四海车书总会同》一书认为，元代实现的“大一统”，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中国本土层面，指元代的建立结束了中国自唐末以后四百年左右的分裂与割据，将中国本土南北打通，实现了“南北大一统”。二是世界史层面，指元朝将广大的欧亚地域纳入到统治之下，建立起世界性的巨型帝国，这是“欧亚大一统”。
元代疆域远超汉、唐，以陆、海丝绸之路为主要通道的中西交通和以南北运河与海洋航线为主要通道的南北交通，实现了南、北、东、西之间全球化的互联互通，使得元人的游历首次具有了世界性，成为13世纪至14世纪全球范围内兴起的远距离游历与跨文化互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元代文人游历之风大盛，与战国时期的游士之风、唐代文人的漫游之风一起，构成中国古代文人游历史上的三个高峰。不同之处在于，元代的文人游历，空间跨度更大，包括南北之间、东西之间和海内外之间，首次具有了世界性。
《四海车书总会同》将之分为两个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大蒙古国时期至元灭南宋之间。蒙古灭金以后，以耶律楚材、丘处机为代表的北方文人，跟随蒙古西征的步伐，展开了西域的远游；更多北方文人则游走于世侯之门，是为北方游幕之风。忽必烈建立金莲川幕府，招贤纳士，北方文人开始从世侯流向忽必烈幕府。第二阶段是元灭南宋以后至元代灭亡。南北在隔绝数百年后重新归于一统，再加上科举停废，北士南游、南士北游空前加速，并日益常态化。
开放多元 皆可入诗
元代文人或在随军征伐中度过干戈岁月，或跟随元皇室往返于两都之间，或出使异国感受异域风情，或通过海路南上北下，或因为职务调动遍历南北。遥想那个时代，每一个人都经历了极其复杂的情感纠结与思想交锋。这种情感纠结与思想交锋，可以从他们的游历与行旅诗创作管中窥豹。旅途的新奇与艰辛，荣耀与苦难，都一一记录在案，动态呈现。
新的地理知识、地理词汇出现，为元代诗歌带来了新的诗歌内容和审美题材。在元代诗歌中，既有江南的秀水奇山，也有漠北的风雪草原；既有西域的奇异风情，也有海上的波澜壮阔；既有内陆的日常生活，也有海外的怪事奇观。诗中的各种区域文化元素并置，显示了元诗独特的时代特征与文化内涵。这是士人游历带给文学的最直接的影响。
比如，中国古代的海洋文学传统相对薄弱，元代却有许多海上纪行诗。此时，海洋不再是单纯的神秘想象空间，更是自然存在的空间，是人类活动的空间，是诗人的情感空间。再如，安南（今越南北部）纪行诗是元代异域纪行诗的典型代表，打开了中国诗史的一片新天地。
山川自然、旅途见闻、民情风俗等等，皆可入诗，甚至诗中加注释，使得元代诗歌以诗存史的功能凸显。有学者指出：“生在大一统时代的人们所欣赏、盛赞的诗不再是意境佳美、言辞工巧、孤芳自赏的东西，而是态度熙和、表意稳妥、描述切实的作品。这类作品在写作目的上与上古诗歌创作的意义相近，具有可以群、可以观、可以兴的特点，真正迎合了那个时代多民族、多政体、多地域、多风俗情形下大家渴求交流、联系、共鸣的需要。”
交互影响 天下一家
《四海车书总会同》注意到，元代文人的游历观念，绝非仅仅停留在浅层的山水观览，而是以孔子、孟子、司马迁作为文人之游的典范，强调广大的地理地域、多元的文化现实、深厚的区域历史文化，对文人求学、治学、作诗、作文等修养方面的深刻影响，以及游历对文人行志、求遇、行道、致用等经世方面的重要作用。这与元代文人面临的时代政治环境和背负的文化责任密切相关。
一个突出表现是，元代南北文坛的交互融合与影响不断加深，出现“北人作南风”和“南人作北风”。“北人作南风”现象是指北方人受南方文化影响，在创作中或运用南方典型创作手法进行写作，或以南方风物为描摹对象，或以南方时调写北方风情，其间又不失北方人气质，显示出南北贯通的风格。而“南人作北风”现象是指南方文人大举北上，为北方气度、景物、人物风俗、异域宗教等所吸引，所作诗文既溢出南方典型意象，又脱落于南方农耕文明的特征，显示出迥异于南方文化气质的创作现象。
元代行旅诗看似多元，却有一个高亢的主旋律。《四海车书总会同》指出，宏观上看，元代各地域、各族群士人的游历、交游与书写，不断形成以儒学、诗文、书画等为具体内容的知识共同体，极大地拓展了元代文学版图的空间边界与题材内容，不断建构“大一统”的意识形态，推动了文人群体对元王朝的政治态度，从抗拒、抵触、游离走向认识、理解和认同，对于形成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文化观念颇为有益。（据《齐鲁晚报》，有删减，文：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