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橘红》 让史料里的广州“活”成小说

《橘红》书影 日前，鲁迅文学奖得主、天津作家王松的最新长篇力作《橘红》在粤剧艺术博物馆首发。这部历时近一年创作，最终成稿38万余字的小说，以广东道地药材“橘红”为线索，以粤剧在津门的传播为纽带，纵横勾勒了从广州西关到天津胡同，秦、周、那三大家族六代人跨越一百八十余年的悲欢离合与命运流转，是一部融汇粤剧、中医等岭南文化的厚重之作。 “双城记”里的历史记忆 广州西关三角市大巷的“荣宝源老号”，是秦厚仪家族世代经营的药栈，却因一场意外戛然而止。秦家之子秦天贽自幼痴迷广府大戏，遂与好友胡喜堂（艺名“风情喜”）同入“尖头馆”学戏，艺名秦远驹，终成小有名气的粤剧艺人。他收养的周晓林，改名秦小驹后，更开创粤剧名家唱腔“月儿腔”。秦小驹受邀赴天津广东音乐会献艺，与中医世家、前清太医之女那尔妏相知相恋，却被战火无情拆散。时光流转，在天津出生的秦小驹曾孙秦朗，身为药学博士，决意踏上归乡之路，回到广州探寻先辈们跨越百年的传奇足迹…… 从广州西关到天津胡同，从中药橘红到粤剧“月儿腔”，《橘红》是一部闻得到药香，听得见粤韵的双城记。其中既有粤剧艺术，亦有商帮传奇，武昌起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穿插其中，几代人的命运流转展现岭南文化的生生不息，既有地域文化特色，亦具有动人的情感，环环相扣。 然而，这部充满浓郁“粤味”的作品，却出自一位北方作家之手。为何要挑战如此题材？又如何能打破地域文化的隔阂，令笔下的粤剧、中医、市井生活扎实可感？ 王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享了《橘红》从构思到落地的完整“诞生记”，揭示了创作背后长达数年的案头准备、十余次深入岭南的田野采风，以及一种将历史“唤醒”为鲜活故事的独特能力。 王松写作时习惯先查看地图，写《橘红》时，他下载并打印了数张大型的广州地图，挂在书房里。研究地图时，王松特别关注一些有趣味的地名，比如荔湾湖，它位于西关大屋旁，附近有条名为风水基的小街，后来他据此到广州实地寻访，这样地图上的信息就在心里“活”了起来。 尽管王松去过十几次广州，但总是浮光掠影，没时间深入游览，对这座陌生城市的了解有限。于是他又思索能否将天津与广州联系起来，建立某种文化上的关联？很快，他在阅读这些资料时，感受到一股“唤醒”的力量。比如，他在资料中读到，广东会馆的建立源于广东商帮。当年，康熙年间为鼓励广东商人来天津经商，甚至提供减税优惠。广东人富有冒险精神，借此政策结成商帮，从海上来到天津，生意遍及河北、北京。就这样，在王松心中，广州与天津这两座极为相似的城市紧密相关起来。 北方视角的敏锐与敬畏 作为北方作家，王松笔下的岭南文化（粤剧、中医、饮食）不仅没有隔阂感，反而让人感受到岭南文化“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力量。 王松作为北方人，认为自己可以跳出固有圈子，对某些广州人习以为常的事物保持敏感。同时，他也时刻提醒自己，不能出现硬伤。京剧是京剧，河北梆子是河北梆子，粤剧是粤剧，这些绝不能混淆，比如北方人对中医的理解与岭南医药文化存在差异，尤其在广州，药铺的行规极为严格。广东有“食过界”的说法，意指跨行谋利，这在粤剧和中医领域都是大忌。 王松并不主张使用方言进行地域书写，他期望最佳的叙事语言能达到这样的境界：读者能从中辨识出作家是南方人、北方人，抑或是来自天津、广州等地，但在叙事语言上，以普通话为基调，这一点无可置疑，否则难以走向更广大的读者群体，他们将难以理解，不知所云。地域完全可以在作品中进行体现，不必通过语言本身来展示。王松的叙事语言以普通话为背景，但小说语言融合了北方戏曲、曲艺、评书等传统文化元素，呈现出一种较为松弛的市井语言风格。在表现地域特质的关键之处，力求点到为止，画龙点睛。 “橘红”既是药材，也是书名，它似乎隐喻着一种疗愈、温润却坚韧的文化力量。橘红这种药材的颜色，是王松为这部小说整体设定的基调。他特别喜欢粤剧《帝女花·香夭》这一段，在写作过程中，也一直让自己沉浸在《香夭》这个唱段中，公主和汤世显在洞房里双双殉情，喝了砒霜之后唱出这一段，场景非常凄美。因此，他为小说定的基调就是这种凄美的调子。橘红的红并非那种热烈的红，而是一种惨淡的红，一种凋零的红，这种药物本身非常温和，这与小说的整体氛围非常契合。此外，当时的广东商人带着岭南药材来到天津，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橘红，化州橘红在老天津人中广为人知，都知道对治疗哮喘和咳嗽有很好的效果。 《橘红》写作时间历时近一年。提纲历经三稿修订，第一稿5万字，第二稿10万字，第三稿15万字，最终成稿达38万余字。在这一过程中，小说在王松心中犹如一株植物悄然生长。 （据《南方都市报》，记者：朱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