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始石经残石拓本 正始石经《春秋》残石 珍藏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的正始石经，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将同一经文用多种字体刻于一石的石刻，更是中国历史上七部官刻儒家石经中唯一一部以三种字体书写的古代最高学府太学教科书，在中国书法史和汉字演进史上具有独特地位。 官刻的儒家经典 正始石经始刻于曹魏邵陵厉公正始二年（241年），因经文由战国古文、小篆和隶书三种字体书写，故又称“三体石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官刻儒家经典。 随着汉代儒家学说地位的确立，训解和阐释儒家经典的学问——经学便应运而生，并成为中国传统学术的主流。经学一般是指研究儒家经典并对其进行解释和阐述的学问，由于儒家经籍传播会产生“章句舛误，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的问题，自汉至清共七次由朝廷组织将儒经校勘刻石，作为官定标准范本供儒生士子观摩校拓。此举对其时文化的保存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今人们耳熟能详的汉熹平石经、唐开成石经皆属于此。 正始石经原立于洛阳太学，刻有《尚书》《春秋》和部分《左传》，现如今存者仅十之一二。石经两面刻字，均刻有纵横界格，每面约33行，每行20字，每字有三种书体相互补充、对照，竖直排列于碑石之上。它不仅具有规范汉字和校正儒经的目的，还用当时通用易识的隶书、小篆对照书写难识的古文，对古文的保存传播以及研究我国古文字演变都具有重要作用。 曹魏邵陵厉公是曹操的曾孙曹芳。三国时期的东汉末年，曹操控制了东汉政权。延康元年（220年），曹操之子曹丕建立曹魏政权，定都洛阳。此时的曹魏以古文经为官学，并将经学作为太学的主要课程，但当时立于洛阳太学的熹平石经上只有今文没有古文。于是，曹芳当政时期用古文、小篆、汉隶三种字体刊刻了正始石经，既统一经典文本，又宣示对先秦古文经学的尊崇。其中，古文经是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儒家经典，以先秦大篆籀文和六国文字书写而成。今文经：汉初以口耳相传的形式留存下来，并用隶书书写记录的经文与解释。并将正始石经与熹平石经同立于洛阳太学东西两侧，成为全国学子学习儒家经典的范本。《魏书·列传术艺》中对此记载：“又建《三字石经》于汉碑之西，其文蔚炳，三体复宣。校之《说文》，篆隶大同，而古字少异。” 正始石经建造的缘起、过程、经文内容、碑版数量、书写者，均缺少文献记载。目前，关于书写者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版本为邯郸淳、卫觊和嵇康等。虽已发现的残石上并无书写者姓名，但从风格来看石经并非一人所书，应该是由多位书家共同完成的。不论书写者是谁，如今可以看到残石上三种字体的书法十分工整。明代赵崡的《石墨精华》中记载：“古文用科斗鸟迹体，篆用史籀、李斯、胡母敬体，隶用程邈体。”同一字虽书体不同，但在笔法、结构上相对一致，它对后代汉字演变和书法发展影响很大，是学习篆书和隶书的范本。碑石上三种字体在章法布局上呈现间隔并列，对研究中国文字沿革变迁及古文字识读有重要价值。 命运多舛的正始石经 正始石经自刻立后命运多舛，屡遭战乱及迁移。西晋永嘉五年（311年）爆发“永嘉之乱”，石经遭到了损毁，从《魏书·冯熙传》中记载的“洛阳虽经破乱，而旧三字石经宛然犹在，至熙与常伯相继为州，废毁分用，大至颓落”中，可以想象到当时的情形。东魏孝静帝四年（537年）八月正始石经被迁至河北，北周大象元年（579年）二月迁回洛阳，隋开皇六年（586年）又迁入长安，放置在秘书内省。后来，唐代名相魏征对石经进行了搜集和整理，但留存不多。 2024年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西安碑林博物馆藏正始石经残石首次亮相，即引来书法爱好者无数。此次西安碑林博物馆全面升级开放后，正始石经残石成为常驻展品之一。它作为古代的第二次刻经，反映了从先秦文字到汉代隶书的书写标准，具有极强的书法艺术价值，开创了“一石多体”的书写先河，是研究我国经学发展史、古文字演变和书法艺术的珍贵实物资料。 石经的三种字体书法庄严凝重、规整统一，为曹魏标准字体之代表。在王国维、罗振玉、马衡等学者看来，其古文同《说文解字》中的古文都源于孔府“壁中本”，是先秦古文经本流传可见的唯一实例，可校正《说文解字》古文之误，也可作为辨识古文真伪的参照标准。细观残石文字，其古文横竖笔画多两头尖细中间较粗，弯曲笔画多起笔粗收笔细，似蝌蚪形，俗称为“科斗书”，由于是魏时所写古文，笔法统一简省、结构对称、布白均匀、并不同于《说文解字》中古文和先秦时的青铜铭文。 篆书承袭汉篆，字体长方、结构严整、字划细挺，使转处多方折，结字疏密得宜、姿态天然，上承李斯之流，下启李阳冰之源，足考篆法递变之迹，是标准的官定小篆范本。 隶书基本继承了熹平石经等官定标准隶字的整饬谨严风格，只是平行竖画较汉经隶书弧度更大，个别笔画略失圆润。 如今，残存的斑驳石刻仍向世人诉说着太学弦歌、儒生校拓的往事，成为连接华夏文明古今文脉的桥梁。（据《西安晚报》，文/图：九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