褐釉剔刻牡丹花纹经瓶
一场关于西夏文明的对话，从苍茫的贺兰山下，穿越千年时光延伸至京城。
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的“贺兰山下‘桃花石’——西夏文物精品展”上，来自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西夏陵博物馆等单位的103件（套）文物，带观众走近西夏神秘而灿烂的历史，细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故事。这也是今年7月“西夏陵”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的首场专题大展。
何为“桃花石”？
“桃花石”这一浪漫的名字，其实是古代中亚对中国的称谓，将宋、辽、夏、金视为一个完整的共同体。
西夏（1038年至1227年）是中国历史上由党项民族在我国西北地区建立的多民族区域政权，前期与北宋、辽对峙，后期与南宋、金并立，其疆域主要包括今宁夏大部、甘肃西部、青海东北部等地，都城为兴庆府（今宁夏银川）。西夏虽与其他政权纷争不断，但都以争夺“中国”正统为目的，力争纳入中国古代正统王朝的历史发展脉络。在此过程中，各民族的交往交流给西夏留下了灿烂遗产，也使中华文化的内涵更为丰富。
首博展览部主任章文永介绍，本次展览以“中国”为主线，按照“共铸‘中国’统序”“共享‘中国’繁华”“共创‘中国’之美”“共遵‘中国’陵制”4个单元，全面呈现西夏时期的政治制度、生活方式、艺术风格等。展出的103件（套）西夏文物精品中，共有33件（套）一级文物，占比超三成。它们从不同角度实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
一批珍贵文物组团亮相，是西夏高度认同“中国”、自觉融入中华政治文明的重要见证。
西夏首领铜印成组展出。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文物展览部主任王怡解读，西夏根据官职的高低，有金、银、铜镀银、铜质4种官印，已出土的皆为方形铜印，绝大多数刻有“首领”二字，印文仿汉字九叠篆书，印钮两端分别錾刻年款和持印人名。西夏官印在形制、书体、背款形式等方面都承袭了宋代的官印制度，实证了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融合。
宁夏自古就是各民族频繁交往交流交融之地。早在7世纪，居住于今甘肃、青海、四川一带草原上的党项族，逐渐内迁至今甘肃东部、宁夏和陕西北部繁衍生息。公元11世纪至13世纪，党项族建立西夏。境内党项、汉等民族在经济上互补互惠，文化上互学互鉴，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内涵。“透过很多文物细节，观众能直观感受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王怡说。
独特瓷文化
西夏建立后积极学习中原制瓷技术，发展制瓷业，受北宋定窑系、磁州窑系和耀州窑系的影响颇深，逐渐形成了富有自身特色的陶瓷体系。西夏瓷器的种类涉及生产生活、建筑、宗教等各个方面，从装饰器材和制作技法上都体现出文化交融的特征，见证了这一时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
展览中，那些既带有北宋定窑、磁州窑、耀州窑烙印，又发展出自身特色的西夏瓷器正是见证。展出的褐釉剔刻牡丹花纹经瓶属于西夏瓷器中的精品，该器物小口、束颈、宽圆肩、深腹修长、暗圈足。整体造型富有端庄、稳重的美感，制作精良，工艺水平较高，体现了西夏制瓷的高水平。
一件黑釉剔刻花四系扁壶独享展柜。专家解读，扁壶是西夏瓷器中比较常见的器物，也是最具民族特色的器物，制作精美，产量较大。扁壶的两侧有双耳或四耳，以便穿绳提拿或携带，其造型可能从游牧民族盛水的皮囊壶演变而来。扁壶腹部的圈足起放置平稳的作用。“扁壶的造型和功能折射出党项人的生活习惯，他们长期生活于马背之上，而扁壶形状适合在马背或驼背上携带，是党项人所喜爱的生活器皿。”王怡说。
西夏的金属器工艺精湛，纹饰优美，继承了中原熔铸、锻造技术，按质地可分为金银器、铜器、铁器等，用途涉及贸易、生活、宗教等领域，在纹饰风格和文化特征方面都体现着各民族文化的交流。
出土于宁夏银川西夏陵区6号陵的荔枝纹金牌饰，展现了西夏金属加工技术的高超水平。这件饰件由纯金捶揲制成，四周压出凸棱边框，正面雕刻了三组荔枝果及枝叶纹，底饰圆点纹，厚薄均匀、造型精巧，不仅反映出西夏工匠的非凡技艺，还体现了党项族文化与中原技艺的融合。
首展“妙音鸟”
展览的最后一个单元，邀请观众走近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据专家介绍，西夏陵包含9座帝陵、271处陪葬墓、5.03公顷北端建筑遗址、32处防洪工程遗址，与峰峦叠嶂的贺兰山势共同形成了雄伟壮丽的陵区景观。
经历次考古调查、发掘，西夏陵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这些出土文物包括陶瓷器、骨架、马具、武器、钱币、泥塑、石碑等石刻残块、建筑材料及构件等。其中，建筑材料及构件数量最多，包括砖、瓦等普通建筑材料以及脊饰、雕龙栏柱、螭首、柱础等制作精美的装饰性构件。这些遗存是西夏政治制度、多民族特征、宗教信仰、生业方式和文化与技术成就等方面的实证。
配合数字技术，展厅里复原了一座“西夏陵”。灰陶鸱吻、雕龙栏柱等一批西夏陵出土文物亮相，从建筑细节揭开西夏皇家陵寝的神秘面纱。
此次展出的西夏陵文物中，有不少是考古发现的“唯一”。
西夏陵区3号陵南门遗址出土的绿釉迦陵频伽吸引观众驻足。从外形上看，它是人首鸟身，头戴四角叶纹花冠。专家介绍，迦陵频伽还有一个更好听的名字——“妙音鸟”。目前所知道的中国最早的迦陵频伽纹饰出现在北魏石刻上。唐代佛教在中国日益兴盛，迦陵频伽纹饰的使用也日益广泛，大多出现在壁画和金银器上。西夏迦陵频伽形象延续唐代的传统而来，作为建筑构件出现在考古发现中尚属首次。
石雕力士志文支座的复制件展出，这是当时社会汉文与西夏文双语并行的见证。该石雕支座为圆雕男性人像，座顶右上角顶阴刻西夏文三行，背部阴刻汉文“砌垒匠高世昌”，为西夏石雕工匠的姓名。专家说，目前西夏陵共出土这类支座14件，但刻有汉文和西夏文字的仅此一件，是各民族文化融合的实证。
正如专家所说，西夏陵实证了公元11世纪至13世纪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地带多民族融合、多元文化交流，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提供了特殊物证，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据《北京晚报》，记者：李祺瑶，方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