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区西周青铜艺术巅峰之作——伯矩鬲
堇鼎是迄今为止北京地区出土的青铜礼器中最大、最重的一件
1945年，一批陶片的发现，让考古学家苏秉琦注意到了琉璃河遗址。历经80年，一代代考古人在这里相继发现了城墙、护城河等遗迹，发掘出土堇鼎、伯矩鬲等青铜重器，确定该遗址为西周燕国始封地，收获诸多重要成果。
今年，琉璃河遗址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的“太保墉燕——房山琉璃河遗址专题展”上，180件（套）珍贵文物汇聚展厅，娓娓讲述3000多年前北京“城之源”的故事。这也是该遗址获评中国考古界最高奖项后首次亮相。
“鼎天鬲地”合璧展出
自1945年被发现以来，琉璃河遗址历经多次大规模考古发掘工作，陆续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其中就包括首博的一组“镇馆之宝”——堇（jǐn）鼎、伯矩鬲（lì）。
沿着展线前行，这对国宝级文物依次亮相。它们身上的铭文，讲述着3000余年前的燕国故事。鼎口微敛、鼓腹、兽蹄形足，两耳外侧装饰有两头相对的龙纹，口沿下方装饰一周以扉棱为底的六组兽面纹……重达40余公斤的堇鼎独享展柜。它是迄今为止北京地区出土的青铜礼器中最大、最重的一件，代表了北京地区青铜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堇鼎内铸有清晰的4行26字铭文，“堇”是第一代燕侯“克”的近臣，铭文记录了这位“堇”奉匽侯之命远赴周王都所在地宗周向召公奉献食物，并受到赏赐之事。
堇鼎造型雄浑凝重，纹饰简洁古朴，其器形、纹饰、铭文与黄河流域西商周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相似，说明3000多年前，北京地区已具有高度的物质文明，同中原地区在政治、文化、经济各方面形成了统一的整体。
西周青铜器上的铭文内容，通常是记载王室给予分封地的诸侯或宠臣的赏赐，受赏一事往往与祭祀先祖联系在一起，这是当时青铜礼器的一个重要特点。“伯矩”在当时就是掌管迎接周王使者事务的官员。
伯矩鬲的全身由7个牛头组成，艺术设计和铸造工艺极为高超，是北京地区西周青铜艺术巅峰之作。伯矩鬲盖内及颈内壁分别铸有相同的15个字：“才（在）戊辰，匽侯赐伯矩贝，用作父戊尊彝”，翻译过来是，“某年某月戊辰这一天，燕侯赏赐了我的主人伯矩许多海贝，主人为了纪念这一荣耀而铸造了我，并用于祭祀他的父亲戊”。
鬲的作用与鼎相似，主要是用作烹煮的炊器。鬲在青铜礼器中有重要的地位，如伯矩鬲这样制作精美、纹饰精致，没有烧灼使用的痕迹，说明可能是在祭祀礼仪中仅用于盛放食物。
通过堇鼎和伯矩鬲的文化气质，可以窥见燕国先民们的精神世界：鼎和鬲的产生和天、地是分不开的——天乃万物之创造者，故而敬之；地乃万物之养育者，故而倾之。先民们心存敬畏，克己修身，终于成就日后辉煌。3000多年前的燕地汲取了南北交通要冲的地理优势，也造就了燕文化敢于担当、包容开放的精神品质和人文情怀。
燕国筑城“大事记”
3000多年前，一位商朝遗贵“奂”离开家乡，意气风发地跟随初代燕侯来到封国，参与都城建设。他是极少数掌握书写技能的人，会写“大事记”。
这场展览就从这部“大事记”讲起——一组名为“作册奂”的青铜器首次揭开面纱，包括鼎、卣、觯。它们记录了“太保墉燕”的重要史实。
“细看青铜鼎内部，能发现一组铭文。”策展人、首博展览部副研究馆员赵立波解读，这组文物出土于琉璃河遗址M1902号墓，是北京城市建设史最早的出土文献，实证北京3000余年的建城史。
据铭文记载，这些器物的主人正是“作册奂”。他的名字叫“奂”，官职是“作册”，相当于史官或文员。召公在筑城之后的宴飨上，赏赐贝币给作册奂，作册奂为祭祀父亲辛而铸造青铜器，写下了这篇铭文。铭文中的“墉”字，为筑城之意，证实3000余年前周王重臣召公亲自来过琉璃河遗址，并在燕侯宫举行相应的仪式。
作册奂器对面，首博“镇馆之宝”克罍、克盉成对亮相——它们在20世纪80年代出土于琉璃河遗址，盖内和器沿内壁有相同的铭文各43字，是考古人员最先发现的北京“城之源”的文字证据，记述了周王册封燕国的史实，证明燕国始封地在今北京房山琉璃河一带。这些铭文与作册奂器的铭文互为补充，是研究燕国早期历史的宝贵资料。
珍贵的历史碎片汇聚展厅，拼接成一幅生动的古代社会图景。
此次展览中，琉璃河遗址发现80年以来出土的180件（套）文物，按照“受命北疆”“燕都肇建”“鼎天鬲地”“传承永续”4个单元，配合三维投影、数字沙盘等科技手段，全景式还原西周燕国都城生活图景。包括作册奂器在内，113件（套）文物为出土后首秀。其中，一级文物达15件。
（据《北京晚报》，记者：李祺瑶 武亦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