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仙图》 宋 赵伯驹
前段时间，一篇《实证古代“昆仑”的地理位置——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在中国的历史与考古学界掀起了一场惊涛骇浪。9月15日，国家文物局召开发布会，宣布“经审慎研究，认定该石刻为秦代石刻，定名为‘尕日塘秦刻石’，是我国目前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矗立河源，补史之缺，意义重大，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众说纷纭中，大家最为关注的莫过于石刻对“昆仑”这一中国古代传奇圣山的地理定位，从先秦到明清，昆仑都堪称“神圣之巅”，它的存在曾被认为是传说中虚幻之处，也曾在从陕西到新疆之间的山川广域之中辗转腾挪。那么中国古代的“昆仑”究竟在何方？
昆仑之墟何在？
关于昆仑的记载，最早起于先秦时代的典籍中，最初多被称为“昆仑之丘”或“昆仑之虚（墟）”，代指一片具有浓郁神话色彩的神秘领域，不仅有高耸入云、连绵巍峨的山群，更是有神兽守卫的“帝之下都”（天神在人间的都邑）。
《山海经·海内西经》载：“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尔雅》载：“河出昆仑虚，色白”“西北之美者，有昆仑虚之璆琳琅玕焉。”
早期昆仑的方位十分模糊，其有效的地理标识仅有“西北”“西次三经（山海经中西方山脉的第三序列）”，而能够产出“璆琳琅玕”这样的精美玉石，根据《山海经》其他已知山系的推测（如西山经中为首的是陕西华山），只能推断出昆仑位于从关中平原向西向北，包括甘肃、青海与新疆等地在内的广大群山之中，但有关真正的昆仑在何处，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方位记载。从此时开始，昆仑与黄河（古称“河水”）源头所在已被深度绑定，从而使后人总将探求“昆仑”与追寻“河源”两大地理使命合二为一。
昆仑之墟的神秘玄幻不仅牵动着历代探险家的探奇之心，更让古往今来的中原帝王心怀向往。据《穆天子传》记述，最早向西抵达昆仑之境的是周穆王，他在西征巡游时得河伯指引，到达从关中宗周西行8100里的昆仑。此次周穆王在昆仑山上对黄帝之宫的参拜尽管存在争议，但先秦时期古代中原对于昆仑之域的内心崇拜显然已经贯穿于整个社会文化氛围之中。
昆仑空间的斗转星移
秦汉时期，随着“华夏文化圈”和“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古人开始尝试拨开昆仑这一“上古神山”的神秘面纱，在不断拓展的边疆中追寻它的准确位置。
向西方探寻昆仑所在的契机来自秦国的西向扩张。战国末年，秦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秦人）因起兵灭之，始置陇西、北地、上郡焉。秦国三郡的设立标志着中原地区的直接管辖范围深入到黄河上游的宁夏甘肃一线，从而将《山海经》中渺茫的西土逐渐具象化。
秦始皇将西方疆域山川放在了极为重要的位置，也为当时官方与民间继续向西探求昆仑山川奠定了基础。而秦始皇个人对于长生不老的不懈追求，也为当时官方民间以寻仙问药为由的四方探寻提供了契机，所谓五大夫翳“采药昆仑”石刻上的这段史书上并未记载的神奇故事，或许正是在这一实地考察的背景下产生。
实际文献中对于昆仑的第一次官方认定出现在汉代。《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
这里穷“（黄）河源”的汉使便是张骞及其副使，他在两次出使西域之后断定黄河的起源在于阗（今新疆和田县）的山中，认为发源于于阗山中的河水向东汇入盐泽（也称蒲昌海，位于今天的新疆罗布泊）后就变成了潜行地下的隐河，随后在南方涌出地面变成黄河的源头。在获得这些关键信息之后，汉武帝依据玉石对比古图书，最终判定于阗的南山（今昆仑山西段一部）为昆仑山。
魏晋以后，河西走廊一带在中原战乱背景下经济文化迅速发展，黄河上游地区相继出现了“五凉”政权，对黄河上游与祁连山以南的高原地区认识更为清晰。《晋书·张骏传》载：“酒泉南山，即昆仑之体也。周穆王见西王母，乐而忘归，即谓此山。此山有石室玉堂，珠玑镂饰，焕若神宫。宜立西王母祠，以裨朝廷无疆之福。”这里认为的昆仑山在祁连山之中，将昆仑与中原的距离重新拉近到华夏的边缘地带。唐朝著名的历史地理学著作《括地志》云：“昆仑山在肃州酒泉县南八十里。”同样延续了《晋书》的看法。
大一统帝国的不懈追求
繁盛的唐代为昆仑的进一步具象化提供了契机。
贞观九年（635年），唐朝对盘踞在今天青海北部的吐谷浑发起总攻，唐军从鄯州（今青海西宁）出现，分南北两道一路西进，从青海湖一线向黄河上游以轻骑快速深入，创造了中原王朝在青藏高原作战的空前胜利。史载唐朝北路大军从青海湖向西贯穿格尔木盆地，翻越阿尔金山进入新疆南部。南路大军在侯君集率领下从青海湖溯黄河源头而上，途经两千余里雪山沼泽后抵达黄河源头附近的鄂陵湖。这一次军事远征对青海地区的探索可谓史无前例，中原王朝的军队与随行人员第一次深入青藏高原内部地区，也为“河源所出”的昆仑所在提供了珍贵的地理资料。
古人对昆仑最为系统性的考察还是在清代。康熙年间，清廷全力平定西北新疆一带的准噶尔部落，当时的青海处于准噶尔、西藏与内地的交通要冲，位于青海境内的和硕特蒙古部落便被视为朝廷重点争取对象。康熙帝借探查河源的机会在当地宣扬朝廷恩威，作为勘察使者的侍卫拉锡与舒兰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不辱使命再次来到“星宿海”，得知其周围群山蒙古名为“库尔滚”，认为“即昆仑也”，同时认为从周边“库尔滚”群山中涌出的三条河流（包括黄河上的卡日曲与约古宗列曲）即黄河源头所在，这一发现再次佐证了《山海经》中“河出昆仑”的基本猜想，而此处的库尔滚（坤）山，即今巴颜喀拉山，这一结果也基本与今日现代地理考察所得出的结论相吻合。
（据“国家人文历史”微信公众号，文：王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