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上发现的青花高足杯 为啥被誉为元代“时尚单品”？

青花瓷又称白地青花瓷器，用瓷石加高岭土做胎，以钴料在胎上绘制纹饰，再罩上一层透明釉，经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钴料烧成后呈蓝色，具有着色力强、发色鲜艳、烧成率高、呈色稳定的特点。 元代是青花瓷器的繁盛时期，尤以江西景德镇青花瓷器最为精致，传世器物成为今天世界各大博物馆的珍品。在兴安盟博物馆二楼“历史文物”展厅，就有一只1992年出土的元代景德镇窑青花龙纹高足杯，不仅是工艺美学的巅峰之作，更是多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鲜活物证。 罕见的时尚单品 1992年春天，兴安盟乌兰浩特市义勒力特苏木西白音嘎查的一位村民，在嘎查南面的一座方形土城遗址的东侧发现了一处元代窖藏。一口倒置的铜釜内，藏有多件元代瓷器，有沥粉五彩描金、青花、卵白釉、青白釉等品种，器形有高足杯、碗和盘，保存得十分完整。元代景德镇窑青花龙纹高足杯就是其中一件。 高足杯造型独特，线条优美，手柄部上收下展的设计仿佛龙的姿态，充满了动感与力量。杯的碗底纹饰是一条赶珠龙，是这只高足杯的“灵魂”。端详这只龙，细颈三爪，青花随笔行、顿、提、捺的轻重而出现浓淡变化。从龙纹的绘制上可以看出画工当时心中有物、信手拈来的胸有成竹，整条龙如行云流水般一气呵成。龙显得生动自然，毫无拘谨迟疑之笔，尽显画工高超的技艺，也使得青花料的串珠缩聚特点和铁锈斑随画意而动，尽显元青花纹饰特征。从工艺角度审视，这只高足杯堪称元代制瓷技术的集大成者。 该馆宣教部讲解组的武晓珊介绍：“元代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景德镇窑青花瓷器就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达到鼎盛。元代，人们崇尚白色与蓝色。白色是吉祥与纯洁的象征，蓝色则代表苍天，这两种颜色反映在工艺美术上，便成为青花瓷器。我们馆这只青花龙纹高足杯，可以说是元代瓷器艺术的典范，它不仅见证了东西方文明的交融，更在釉下青花的笔触间，镌刻了一个时代的精神追求。” 高足杯在古代有饮酒、喝茶、祭祀和射箭时作为“靶”杯的用途，每个朝代都有其独特的时代特征和审美。与高足杯相似的器形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例如龙山文化出土的黑陶高足杯。魏晋南北朝时期，来自西方的金银高足杯和各种本土模仿借鉴的高足杯出现在中国人的餐桌上，但还不是主角。元代，高足杯成为时尚单品。《中国陶瓷史》记载：“高足杯是元代瓷器中最流行的器形，口微撇，近底处较丰满，承以上小下大的竹节式高足，是高足杯的典型式样。” 高足杯有竹节高足、直柄高足和转心高足等款式，在装饰上有单色釉、青花、釉里红和斗彩等，绘画题材以花卉纹居多，龙凤纹次之。特别是龙凤纹，元代有“禁龙凤纹，臣庶不得使用”的禁令，凡绘有龙凤题材的高足杯，都是特定人群才能使用的器物。因此，兴安盟博物馆珍藏的这只元代景德镇窑青花龙纹高足杯，不仅可以确定其为酒具，更可以肯定它曾是元代皇室所用器皿。 文明互鉴的注脚 兴安盟有着悠久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到秦代，这里是东胡人的游牧之地。汉、魏、晋时期为鲜卑属地。南北朝时期为室韦地。唐代时期，本地区分别隶属于室韦、松漠、饶乐三个都督府。辽代为上京道泰州辖地。金代为临潢府泰州辖地。元代，兴安盟地区归辽阳行省州所辖。元太祖成吉思汗统一中国北方后，分封近戚功臣，兴安盟一带为其三弟帖木哥斡赤斤的封地。 元代的驿道路网打通了元朝首都与亚欧各地的联系，使长期陷于停滞状态的沙漠绿洲路再次活跃了起来，草原丝绸之路因此得到空前发展。元朝继承并完善了唐宋以来的对外开放政策，在政治上加强与海外诸国的联系，在经济上积极开展海外贸易，开拓了中西方交往和贸易的新局面。 若将青花龙纹高足杯置于历史语境，这件文物本身就是文明互鉴的生动注脚。元代疆域横跨欧亚大陆，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深度碰撞。青花瓷器的诞生正是这种文明交融的产物——钴料源自波斯，绘画技法吸收中亚细密画元素，纹饰题材延续了中国传统的龙凤图案。杯底的三爪龙纹虽象征皇权，但元代统治者对龙纹的接纳与改进，则体现了元朝“因俗而治”的统治理念。这种对不同民族文化的吸收与接纳，让龙纹成为中华民族的图腾。 青花龙纹高足杯出土于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城郊，印证了元代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繁荣。这只高足杯或许曾在元上都的宫廷宴会上光芒四射，见证着各族贵族觥筹交错；又或许跟随商队，沿草原丝绸之路辗转至此，成为游牧部族的心爱奇珍。 青花龙纹高足杯，既是凝固的历史，也是流动的文明。它以瓷器为载体，将工艺之美、文化之融、历史之重融为一体，生动展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的文化符号，为我们理解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提供了珍贵的实物史证。 （据《内蒙古日报》，文：高莉 关玉文 武晓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