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书影
近日，三联书店出版了学者吴真的《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从书籍史的全新视角切入抗日战争史，聚焦著名学者、藏书家郑振铎1937年至1945年间留守沦陷区上海的经历，首次系统、深度还原了其在极端艰险环境中，以书生之躯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为国家抢救珍本古籍的惊心动魄历程，填补了“文化抗战”研究的重要空白。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该书还披露了2023年面世的郑振铎1939年日记的内容，为理解其抗战生活提供了更完整的鲜活资料。
不见硝烟的“文化抗战”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上海沦为“孤岛”。对于留居上海的知识分子，在乱世求生与民族气节之间的道德困境：一个人怎样才能在沦陷区活命，同时也不背叛国家和自己？郑振铎就陷入了这样一种思想挣扎，他甚至有一种赎罪的焦虑感。在漫长的八年之中，许多已经迁往内地的朋友（叶圣陶、巴金、茅盾等）都曾责怪过郑振铎：为什么不到内地去？面对日军的文化暴行，郑振铎意识到自己应该有所作为，他为自己选择的途径是文化报国。当时上海各大图书馆成为敌军炮火摧残之目标，各著名大学及文化机关尽遭破坏，大学图书馆损失更多，公家劫余残书，散落于市面上。此外，沦陷区的故家旧族藏书也在源源不断流入上海，如果国家不能及时收购，必将流出国门，最终酿成“史在他邦，文归海外”的奇耻大辱。
他深刻洞察到日军对中国文献的系统性掠夺，在国家民族存亡的至暗时刻，郑振铎抱定“为国家保存文化”的信念，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投身于一场不见硝烟的“文化抗战”。
在敌伪环伺、生计无着的险境中，郑振铎的行动是一场充满智慧与勇气的“暗斗”。他与“文献保存同志会”的同仁们，在复杂的环境中开展工作。如同在黑暗中运行的“地火”，他们以密码、代称联络，利用佛门觉园法宝馆等隐蔽地点作为书库和办公室，构建起一张隐秘的抢救网络。
书生的坚守与气节
行动面临的重重压力超乎想象。日伪特务严密监视与追捕，美国学术机构（如哈佛燕京学社）的竞争性收购，书贾的囤积居奇与哄抬书价，以及一些变节者的阻挠，都使抢救工作步履维艰。吴真教授通过十五年深入研究，特别是赴日挖掘东京内阁文库、东洋文库等机构的未公开档案，更清晰地揭示了日方掠夺的组织性与计划性，军方背景的机构及知名汉学家均深度参与其中。
抢救的古籍需要安全转移，这依赖于一个由不同立场、身份人士构成的隐秘网络：中国书店的郭石麒负责出面交易，上海邮局的唐弢负责邮寄，香港的许地山负责接收，慨然留任香港冯平山图书馆馆长的陈君葆负责保存。正是这些默默无闻的贡献者，共同搭建起购买、贮藏、运输、保存的生命线。
郑振铎在1949年2月秘密绕道香港进入解放区，临行前与孙家晋谈话，叮嘱他看好法宝馆里的古籍。不久之后，徐森玉带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章文彩、李芳馥与孙家晋见面，勉励他保管藏书说：“人民会感谢你们的。”1949年冬天，董必武率领的华东区工作团到达上海，文教组组长便是郑振铎，孙家晋到上海大厦，把法宝馆的钥匙亲手交还郑振铎。
郑振铎生前经手收购、抢救、保存的古籍，构成了今天海峡两岸图书馆的古籍基本库藏。
书生的坚守与气节，被巧妙地交织于日常琐事与微妙情绪之中——暴涨的房租、牌局中的“雀战”、无暇作文的烦恼、特务的步步紧逼——这些嘈嘈切切的历史真实，共同烘托出主人公“只有向前，决无逃避”的坚毅身影。
郑振铎写于1949年的文章曾总结：“抗战中为国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椠一万五千余种。”事实上，“一种”古籍可能是几十册，也可能是上百册。“通过这些年的研究，根据不同数据来源，我的统计是这一万五千余种大约是6万册”，吴真引用郑振铎《求书日录》中的话，“我从劫灰里救全了它，从敌人手里夺下了它……我在躲藏里所做的事，也许要比公开的访求者更多更重要。”
（本报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