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垒书院
作为《本巴》之后首部长篇小说，即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的《长命》吸引了各界目光。刘亮程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说：“《长命》是我的天命之作。也只有在60岁的时候，我才能写出长命。”
这部“天命之作”不仅是诞生于刘亮程60岁的生命节点，更将个人记忆、家族史与边地民俗熔铸成一场关于“恐惧”的史诗性叙事。透过主人公长命与神婆魏姑的双重视角，刘亮程构筑了一个现实与超现实交织的村庄世界——在这里，恐惧不是软弱的代名词，而是文化血脉得以延续的隐秘纽带。
广袤土地的
百年缩影
刘亮程说：“我在长命这个人物的写作过程中窥视到的也是我自己60年的人生，写长命就是在写我自己。我也曾经在乡政府当过农机管理员，最后辞职离开乡村到城市打工，又回到乡村。现在我做木垒书院，跟长命最后辞掉工作以后做的那个乡村客栈也差不多。这样一个人物身上有我自己很深的影子。”
因此，刘亮程本人格外强调这部作品的现实主义色彩：“一直以来，我对现实没有多大的写作兴趣，是回避的。现实在我看来都没有我们村刮过的一场风大。但在这本书中，或许是我年龄大了，突然变得琐碎起来，竟然揪住现实不放了，于是这块大地上100多年来的这些旧账又都被我算了一个遍。”
《长命》这部小说的灵感，是刘亮程在木垒县菜籽沟村获得的，当时一位友人讲述，其老家在清代时被灭族，就是“同治之乱”。清代同治年间，陕西省和甘肃省发生大规模动乱，甘肃一户30余口的家族在战乱中遭灭门，仅剩一名妇女带着5岁幼子逃至新疆，这段故事百年后遇到刘亮程，被写成了《长命》。
100多年，不过几代人。借着主人公长命，刘亮程将一个来自自身生活之地的、别人的故事，最终变成了跟自己命运相关的、与一代代祖先相连的故事。
在新疆这片土地，繁盛的庙宇文化不仅是精神寄托，也成为群体存续的生理需求。庙宇不仅是联结人与神或祖先的场所，庙宇中的“钟声”作为《长命》中反复提及的意象，成为刘亮程对时间维度的文化修复尝试：“钟声，一方面沟通祖先，另一方面，在新疆这样一个辽阔地域上，钟声可以沟通百里之外的村落。钟声可以穿透几十年百年，在天空连接出一条声音的道路。那么在《长命》中，我也把这条道路设置为鬼魂回家之路。”
敬畏先祖的
血脉传承
对刘亮程而言，与鬼神的沟通是生命的一部分：“有人看到这部作品中有鬼魂，就认为这是一部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但我把它看作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一个没有鬼魂存在的现实显然是不现实的。”
在刘亮程看来，鬼魂不是恐怖符号，而是“藉人余温存续”的文化载体。正如小说中村民对祖先的供奉，恐惧在此转化为一种伦理责任：唯有直面亡灵，生者才能确认自身在血脉长河中的坐标。
因此，刘亮程指出：“中国人的恐惧是有伦理结构的。”他以清明节为例：“上坟时我们给祖先报平安，其实是在安抚自己——只要仪式不断，血脉就不会成为孤魂。”
也许，《长命》的终极追问，是如何在现代性冲刷下保存恐惧的文化价值。当刘亮程描述边地汉民“小时见鬼，老时见鬼”的俗谚时，他实则在捍卫一种濒危的世界观——恐惧不是迷信，而是对生命有限性的谦卑认知。
10多年前，刘亮程甫到木垒县菜籽沟村，就被满村的老旧房子吸引。虽然自己建庙当道士的愿望并未实现，但最后却收了村里30多座老房子，号召艺术家来认领，让他们做工作室，自己则在此建起了木垒书院。
“在整修村子的过程中，我就发现中国文人，他有一种心结，老是要想弘扬什么。我到了这个村里面，总不能开个农家乐吧，那多丢人是吧？但书院它是儒家文化的一个传播场所，我买了一个大院子，也就挂了个书院的牌子。”刘亮程说。
牌子挂上，刘亮程又自己雇了自卸吊车，到200公里以外的戈壁采石场选了一块十几吨重的石头，雕刻成孔子像。为了把孔子安顿在这个书院，他又专门从孔子的家乡曲阜去进了新疆没有的青石做台阶，“要供你就要好好供。孔子没到过西域，满眼皆是陌生山和陌生人。我就想给他带一点他熟悉的东西。”
宗族文化的消散与祖先教育的缺失令刘亮程产生紧迫感，他希望木垒书院能成为一个传统文化的记录点：“当代中国社会中，人们的生命观已经完全不同，越来越多年轻人无法将自己与祖先和子孙联系起来，生命到我为止。但在我们传统文化中，‘我’是不会结束的。我联结子孙，联结祖先，我便有千秋万岁的寿！这才是一个中华文化所建立起来的一个整体性的命，叫长命。在这个长命中，有我们短暂的百年，和由我们而连接起来的祖先的千年和子孙的万年，这就叫中国人的命运。”
（据《亚洲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