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得发紫”形容一个人受宠或走红，这种说法和我国古代的“品色衣”制度密切相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颜色的象征意义往往与社会等级、政治权力紧密相连，早在周代，中国就已形成以颜色区分身份的传统。《礼记》记载：“天子着青衣，诸侯着赤衣，大夫着素衣。”此时的颜色等级尚未严格制度化，但已初步体现出“以色辨尊卑”的观念。到了汉代，随着官僚体系的完善，官服颜色开始与官阶挂钩，但尚未形成全国统一的标准。
真正将颜色与官品系统化结合的，是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孝文帝。他推行汉化改革，参照《周礼》制定了以紫、绯（红）、绿、青四色区分官阶的制度，其中紫色为最高品级，仅限三品以上官员穿着。
唐代是中国官服颜色制度成熟的关键时期。首先，黄色上升为皇帝的专用色。在中国古代的色彩体系中，黄色并非一开始就是最高贵的颜色。先秦时期的礼服推崇上玄下黄，说明黑色的地位比黄色要高。从染色工艺来看，黄色染料的来源比较丰富，几乎是所有彩色布料中成本最低廉的一种颜色。因为价格便宜，黄色在民间的应用范围曾经十分广泛，不仅士卒穿黄，普通人的便服也普遍使用黄色。
唐朝初年规定，皇帝与庶人都可以穿黄色衣服，但皇帝用的是色泽略深、黄中带红的“赤黄”，也叫“赭黄”。到了唐高宗年间发生了一件事，黄色成为帝王的垄断色，各级官员的品色衣制度也日趋完备。唐高宗时期颁布《衣服令》，明确规定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深绯，五品浅绯，六品深绿，七品浅绿，八品深青，九品浅青。这一制度不仅细致划分了颜色与官品的对应关系，还引入了“赐紫”制度——低品级官员若立下大功，可由皇帝特赐穿紫服，以示恩宠。
宋代延续了唐代的官服颜色制度，但进一步细化了色阶。宋神宗时期，官服分为九等：一品至三品紫，四品至五品绯，六品至七品绿，八品至九品青。值得注意的是，宋代“赐紫”现象更为普遍，许多五品官员因受宠而提前穿紫，导致紫色逐渐泛滥。为了区分，朝廷又引入了“金紫”与“银紫”——三品以上金鱼袋配紫袍，五品以上银鱼袋配紫袍。这种“紫上加紫”的现象，正是“红得发紫”这一俗语的历史源头——官员从穿绯（红）到赐紫，意味着地位达到巅峰。
明清时期，官服颜色制度再次调整。明代废除了紫袍，改以绯色为尊，一品至四品穿绯，五至七品青，八至九品绿。而且，官服玩出了更高的花样，“补子”横空出世——文官要绣禽，武官要绣兽，一品是仙鹤，二品是锦鸡，九品沦落到练鹊和海马。但颜色的象征意义并未消失——黄色成为皇帝专属，而红色仍是高官的标志。这一变化反映出皇权专制的强化，颜色不再仅仅是品级符号，更成为皇权垄断的象征。
（据《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