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盐池窨子梁唐墓出土的胡旋舞石刻墓门
近年来，国风在多个领域盛行。作为唐代最著名的歌舞大曲之一，《霓裳羽衣曲》也伴随着各种颇具新意的艺术呈现而受到广泛关注。唐代乐舞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辉煌成就的取得，除了继承前代音乐的发展成就外，还与大量吸收外来的乐舞艺术并加以融合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大唐乐舞“中外融合”的典型代表，《霓裳羽衣曲》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唐代乐舞“升级版”
唐代乐舞是包括乐曲、舞蹈与歌唱的一种综合性艺术形式，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既有对中国历代音乐的传承，又大量吸收了外来乐舞，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唐代的音乐分为雅乐与燕乐，前者适用于祭祀与宫廷政治活动，后者适用于娱乐场合，其精华就在后者，吸收的外来音乐也都属于燕乐。燕乐古今中外兼收并蓄、包罗万象。以唐朝前期的十部乐为例，其是在隋朝的七部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隋朝的七部伎包括《国伎》《清商伎》《龟兹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文康伎》。隋炀帝大业中改《国伎》为《西凉乐》，将《文康伎》改为《礼毕》，并增加了《康国乐》与《疏勒乐》，形成了九部乐，其中《高丽》《天竺》《龟兹》《安国》《康国》《疏勒》等乐均为外来乐舞。唐高祖武德时期仍称九部乐，至唐太宗贞观时期，位于今吐鲁番的高昌国灭亡，唐“尽收其乐”，最终形成了十部乐。据《唐六典》载：“凡大燕会，则设十部伎于庭，以备华夷。”从而彰显唐朝万国来朝的大国气势。
在唐代的十部乐中，除了《燕乐》《清商乐》《西凉乐》外，其余七部乐均为外来音乐，可见外来音乐占了大多数。《西凉乐》虽是中国乐曲，但却是融合了大量的胡族音乐，其渊源最主要是龟兹乐，后经魏晋南北朝诸朝的不断中国化，原来以鼓乐为主的龟兹乐逐渐变为以管弦为主的演奏风格，自唐开元时起，因与道调、法曲合奏，三者逐渐融合，隶属“法曲部”；在教坊演出者，以西凉乐、大曲新声为主，名“胡部”。此胡部专指西凉乐，是中外音乐在凉州碰撞、交融后，进一步本地化而成的。
他山之石可攻玉
唐朝音乐管理机构更加健全，以太常寺管理雅乐，左右教坊掌管燕乐与散乐，宜春院掌管宫中女乐，又设梨园于长安城北内苑，选坐部伎子弟300人，由唐玄宗亲自教于此，号皇帝梨园弟子。在宫外还设有“梨园别教院”约1000人，隶太常寺，技艺水平比宫廷梨园略低一筹；洛阳太常寺亦有“梨园新院”，有1500人，演奏一般俗乐，其优异者可选入坐部伎。这些机构内部有明确的分工和考核升迁制度，其严格程度远超前代。
唐代不仅大量汲取外来音乐，在乐器方面亦有大量的引进。如《龟兹乐》所用乐器：竖箜篌、琵琶、五弦琵琶、笙、横笛、箫、筚篥、毛员鼓、都昙鼓、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铜钹、贝。其中竖箜篌，据说源自西亚两河流域。琵琶，《隋书·音乐志》云：“今曲项琵琶、竖头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旧唐书·音乐志》：“五弦琵琶，稍小。盖北国所出”。筚篥，源自北方游牧民族。毛员鼓、都昙鼓、答腊鼓、羯鼓、鸡娄鼓等，无一不是自域外引进。再以《高丽乐》为例，其乐器有弹筝、卧箜篌、竖箜篌、琵琶、笙、箫、小筚篥、大筚篥、腰鼓、齐鼓、担鼓、贝等。其中竖箜篌、小筚篥、大筚篥、齐鼓、担鼓等，皆为外来乐器或在其基础上改造而成。《新唐书·礼乐志》载：“周、隋管弦杂曲数百，皆西凉乐也。鼓舞曲，皆龟兹乐也。”可知在这些乐曲的演奏中也多用外来的乐器。
有唐一代，有许多外来的乐人在中国生活或献艺，如表演《胡腾舞》者多为胡人，西安发掘的苏思勖墓有一幅乐舞壁画，表现的是胡腾舞的场面，其舞者为一高鼻深目、满脸胡须的胡人。表演《胡旋舞》者亦为胡人，白居易《胡旋女》诗：“胡旋女，出康居。”康居即指中亚的康国。
“中外融合”代表作
《霓裳羽衣曲》是唐代著名的大曲之一，虽是唐玄宗创作而成，但却是中外文化融合的结晶，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关于唐玄宗创作此曲的情况，文献记载颇多，《杨太真外传》卷上载：“《霓裳羽衣曲》者，是玄宗登三乡驿，望女几山所作也。”唐代诗人刘禹锡《三乡驿楼伏睹玄宗望女几山诗小臣斐然有感》诗亦云：“三乡陌上望仙山，归作霓裳羽衣曲。”张九龄有《奉和圣制早发三乡山行》诗，是奉和唐玄宗此诗而作。张九龄为唐开元时的宰相，当时陪同皇帝出巡，可见此事不虚。
尽管中国乐舞与胡乐的交融一直在进行中，而交融的高潮还是在唐代开元、天宝盛世，除了社会稳定、中外交流频繁的原因外，唐朝政府的主动行为，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新唐书·礼乐志》载：“开元二十四年，升胡部于堂上。而天宝乐曲，皆以边地名，若凉州、伊州、甘州之类。后又诏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这时的唐朝音乐分坐部伎与立部伎，前者高于后者，升胡部于堂上，就是升为坐部伎，标志着胡乐地位的提升，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唐会要》卷三十三载：“天宝十三载七月十日，太乐署供奉曲名及改诸乐名。”共计220余曲，其中58曲为胡乐，全部改为中国曲名，“《婆罗门》改为《霓裳羽衣》”。又载：“司空杨国忠、左相陈希烈奏：中使辅璆琳至，奉宣进旨，令臣将新曲名一本，立石刊于太常寺者。今既传之乐府，勒在贞珉，仍望宣付所司，颁示中外。”
不仅将传入唐朝的胡乐全部改为中国曲名，而且由宰相负责刻石保存，并颁示中外，可见重视程度之高，从而使唐朝的乐制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这是自汉以来滔滔涌入的外来乐舞，与内地汉族传统音乐大融合的必然结果，这是初唐雅乐、胡乐、俗乐之鼎立，到中唐胡俗乐相互融合并形成新俗乐，再以雅、俗（新俗乐）的对立构成晚唐之音乐特点的这一唐代音乐历史变迁的关键契机之一。《霓裳羽衣》与《婆罗门》的融合只不过是这一历史大潮中的一朵浪花。任何文明在发展过程中不可能永远孤立，其是建立在吸纳与创新的基础之上的，唐朝乐制的此次变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据《人民论坛》，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