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世长安：唐代的民俗与人文》书影
在中国历史上，唐代不仅是政治、经济、文化的鼎盛时期，也是民俗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唐代的历法不仅是农业生产的时间表，更是国家礼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皇帝赐历、民间私印历本的现象，反映了时间意识在社会各阶层的渗透。与此同时，唐代的节日文化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传统的崇神敬鬼色彩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现世享乐与人文关怀的增强。
《浮世长安：唐代的民俗与人文》一书，以民俗学为基础，结合古典文学材料，全面还原唐代社会生活与文化，该书作者认为，唐代的节日不仅仅是庆祝，更是唐人对时间、生命和自然的深刻思考。
壹
古人的时间意识
中国古人的时间意识起源很早，先秦时代的古籍之中就有相当系统的反映。如《吕氏春秋》有十二纪，自孟春至季冬分为十二章，每章之首篇即述该月时令、物候以及与之相关的诸项事宜。后来的学者为了使这十二章取得更古老的资格，将其单独抄出，置于《礼记》之中，号《月令》篇。又如汉人戴德编著的《大戴礼记》有一篇《夏小正》，就是按月记述某些动植物的习性和活动规律，虽所记甚简，但同样鲜明地贯穿了四季递变的意识。
结合着对于天象、物候的观察和对于农时的经验，中国古人早就把一年四季划分成二十四个节气。以农业立国的古代中国社会，对此极端重视。哪个季节该做何种农事，虽有地区的不同，但各自都有一套相当严密的规定，任何人不能也不会去随意违拗。
这是古代一种典型的民俗文化，并且早已由民俗文化上升为国家的礼法制度。每到一个节气，皇家都会主持一次规模大小不等的祭典，而尤其看重的则是所谓“四立、二分、二至”，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秋分、夏至、冬至。
除了与农业生产紧密相关的自然节气，自古以来由于图腾禁忌、祭祀祷祝乃至原始宗教、信仰崇拜的需要，人们还约定俗成地确定了另外许多节日。其中有的与节气相重叠，如清明、夏至、冬至等；有的则与节气无关，如元日、上元、花朝、寒食、上巳、端午、七夕、中秋、重阳、岁除之类；有的与农业生产或收获有显著的联系，如春秋两社；有的则显然来自宗教的影响，如四月初八的浴佛节，七月十五的中元节（又称盂兰盆节）；还有的是出于皇家的规定，如自唐玄宗起，就把每个皇帝的诞辰规定为全国性的节日。唐玄宗八月初五生，定名为千秋节（后来改为天长节），由于时间与秋社日相近，有时便两节同过，百官放假，皇帝摆宴相请，民间则赛神祭祖，大酺数日，以造成一派朝野共欢、普天同庆的景象。
贰
历法更新是政权象征
唐代朝廷与历代统治者一样，对历法十分重视。历法与天文有关，而天文在持“天人合一”世界观的古人看来，则与人文、人间万事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历法的更新是新政权建立和稳固的象征，正如张说《大衍历序》所谓“先王以明时授人，敬天育物者也”，因而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所以唐帝国从它创建伊始，就立刻下令编制《唐历》。
在古代，历法具有全国性重大活动时间表的作用，实际上具有某种程度的法律意义，所以皇家、朝廷对其极端重视。每年的新历日——也就是新的一年的日历——往往由皇帝在岁末亲自颁发，派中使（宦官）赐给大臣，而受到这种恩宠的官员们，便以此为极大的荣耀，除上表称谢外，还常常写入诗文，以志喜庆。
盛唐的张说、中唐的白居易有《贺示历书表》《谢赐钟馗及历日表》《谢赐新历日状》等文，现存于《全唐文》中。有时镇守一方的大吏，也获得这种赏赐。这从刘禹锡的《为淮南杜相公谢赐历日面脂口脂表》和《为淮南杜相公谢赐钟馗历日表》可以看出。杜相公，指当时带同平章事衔（宰相）的淮南节度使杜佑，这两份表章分别上表于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年）末和二十年(804年)末，看来皇帝向重要藩镇颁赐历日，已形成一种惯例。
皇帝颁赐历日，也是权力的显示，而民间私印，一般是被禁止的。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年）十二月，甘露之变不久就曾为此下令：“丁酉，敕诸道府不得私置历日板。”
叁
对节俗传统的改造
在唐代，一系列传统的民俗节日被保存下来，有的甚至通过唐代而一直流传至今。但唐人的贡献更在于，他们又使这些节日获得了富有时代性的意义和某种新的形式。
上巳或三月三日本来是一个祓禊求洁、拂除不祥、招魂续魄、祈求无灾无病和丰收的日子。一切节日活动，巫术意味极强。可是唐人，特别是朝廷与官员，虽仍保存祓禊之礼，却将节日的主要内容变成了饮宴游玩和尽情享乐。
寒食禁火，唐犹尚古风；与之紧接着的清明，本是一个自然节气，此日前后上坟祭祖，并趁机踏青郊游，饮宴作乐之风大盛，则是唐人的新举。由于风气已成，官府难以禁止，也就不得不承认它的合法性。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年)《许士庶寒食上墓诏》云：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代相传，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庙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许上墓拜扫，申礼于茔，南门外奠祭，撤馔讫，泣辞。食馔任于他处，不得作乐，仍编入五礼，永为常式。
从这道诏书可以看出，一种民俗如何因其势大而终于上升为国家承认的正式礼法，同时也可以看到礼法仍要对民俗加以约束和限制。但恰恰也可以由此看出寒食、清明利用上坟扫墓的机会而行郊游野宴、聚众玩乐之实，在当时确已成风。
联系唐人在全部民俗节日中的一贯表现，我们不妨将这看作唐人对传统节日风俗的改造——这是一种并无明确目的和纲领，也无人筹划或指挥，而以众心合力、自然而然实现的社会运动，因而只能认为其真正的动力，是在于人心，即人性的深处。日渐发达的生产力导致了日益富裕的物质生活，也就必然导致人对天地宇宙、自然鬼神认识的加深，必然激起人对现实生命的珍视和对自身欲望的炽烈追求。在其以后的朝代，民俗节日崇神敬鬼意义的削弱和现世享乐性质的加强，也仍然几乎是不可阻挡的演变趋势。
（据《齐鲁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