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初见时》书影
1952年，第一代敦煌学者在敦煌莫高窟诞下第一个孩子，时任敦煌文物研究院院长常书鸿先生给她起名“敦宇”。此后，史敦宇的一生便与敦煌紧密相连。
敦煌壁画的守护人、“敦煌壁画线描技法”非遗传承人史敦宇自幼跟随父亲史苇湘、母亲欧阳琳两位敦煌学专家出入洞窟，在莫高窟学习绘画和临摹敦煌壁画，并得到了常书鸿、段文杰等先辈大师的指导和传授。五十多年来，她专注于壁画复原工作，以父辈面壁临摹留下的大量第一手材料为基础，根据多重考证补全残缺部分，并尝试复原敦煌壁画的初始色彩，尽力呈现最初的“敦煌美”。
前不久，《敦煌初见时：敦煌壁画复原艺术精品集》出版，该书不仅收录了史苇湘、欧阳琳与史敦宇绘制的从乐舞飞天到世俗生活的112幅敦煌复原画，还讲述了史家两代人70余年坚守敦煌复原壁画的故事，弘扬着“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的莫高精神。
“我记忆里的壁画是金碧辉煌的”
“我们家做复原壁画是缘起于张大千先生。”讲起和敦煌的缘分，史敦宇要从她的父母辈谈起。
1943年，张大千在成都举办了“抚临敦煌壁画”展览会。当时，史敦宇的父母史苇湘、欧阳琳是四川成都艺术专科学校的学生，在张大千的画展上做义工，被敦煌壁画吸引，深感震撼。张大千告诉他们，若想当中国的画家，必须要去莫高窟，去临摹、去感受，只有去了莫高窟才会知道中国传统文化有多么优秀，悠久的历史有多么珍贵。“自此以后，我父亲简直是着了魔，一心就想要到敦煌去。1947年开始，他们一毕业就立刻启程，辗转四十多天，奔赴遥远的敦煌。”史敦宇讲道。
“一见钟情”，是史苇湘第一次走进洞窟时的感受，他被壁画和彩塑震撼得发了呆，“没想到比张大千先生的描述还要震撼。”他与一起到敦煌的学生们都迫不及待地跟着常书鸿先生学习临摹。
那时莫高窟还没有通电，史苇湘等人最初在洞窟面壁临摹时是用蜡烛照明，但燃烧的蜡烛会飘出一股青烟，“画完以后鼻子里都是黑的”，不仅熏人，也会对壁画造成影响。之后，他们便改用灯芯草点油灯，但这种照明方式的范围很小，临摹的人只能一点点看，再一点点画。“在我的记忆中，用汽灯较多，它是装煤油的，用之前要向里面打气，汽灯的密封性很好，不会飘出烟气，灯光也很亮。他们还想到了利用自然条件给洞窟里照明，就是用玻璃反光镜把太阳光引到窟中，能照亮一大片壁画，还不会污染洞窟。”史敦宇回忆。
在两三岁的时候，史敦宇开始进洞窟，看她的父母面壁画画。“洞窟里没有灯，那么昏暗，但反倒衬得壁画更美了，我记忆里的壁画是金碧辉煌的。我对那些鬼神的塑像，从没感到害怕，因为父母告诉我，他们研究的是‘人的敦煌’，这些是古代匠人们用泥巴做的，哪怕是塑像嘴里能吐出一条蛇来，也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以敦煌土为颜料复原壁画底色”
“在棉布上绘画的方式是从张大千先生那里学来的。他将这一技巧传授给我的父母，也被我一直沿用至今。”
史敦宇介绍解释了使用棉布作画的原因。张大千先生在莫高窟时曾通过实验对比，认为白棉布非常适合作为壁画临摹的载体，不仅因为布画柔软、不惧折痕，便于保存和携带，更由于布面粗糙的质感能够使得运笔感受和墨色着色效果都更接近于石窟壁面。此外，每一幅敦煌壁画都很巨大，而纸和泥板的尺寸较小，都只能做局部描绘，而没办法做大尺幅的临摹，另外纸和泥板都不便于存储和搬运。“父母辈在宣传敦煌艺术时，经常会前往不同城市展览，布画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便捷，而我的这些画作，如果不是画在棉布上，恐怕也很难随我数次搬家了。”史敦宇笑言。
完成棉布处理，画面细节补充完善、考证补绘和线描定稿后，便到了最后的上色步骤。中国传统的工笔绘画中有“三矾九染”的传统技法，与平铺直叙的涂抹不同，不同层次的色彩能够更好地表现出物象的结构，壁画绘画中的色彩渲染亦是如此。敦煌壁画历经岁月侵蚀，不少颜料已经发生了变化，有些褪色而不再鲜明，有些甚至已经完全不是原本的色彩。史敦宇使用的颜料是用敦煌土掺和棉麻、胶等材质特制而成，涂抹在棉布上作为复原图的基底。“敦煌土其实就是莫高窟前大泉河里的黏土，当时人们在壁画制作的时候，会就地取材，用这种土来做地仗层（又称基础层、灰泥层）。我在敦煌时也取过几块土，一直带在身边，复原壁画的时候会以它为颜料来绘制底色。”史敦宇解释。
两代人跨越五十年
复原画作
“我有点记不清由我主导复原的第一幅壁画具体是什么了，但我最初临摹复原的应该都是飞天。”
原因很简单，史敦宇直言：“因为美啊！这些画让我赏心悦目，我画起来也很起劲。我母亲也喜欢那些漂亮的乐舞、飞天、藻井……总是给我找来很多稿子让我画。”
在《敦煌初见时》一书中，史敦宇整理出了“飞天”一章，其中有史苇湘、欧阳琳完成的线描稿，史敦宇复原完成的作品。比如敦煌莫高窟第305窟帝释天出巡图中的隋代飞天，早在1950年，史苇湘完成了线描稿，在70年后，由史敦宇整理复原完成。
一家人合力完成一幅复原壁画，是“史家人”的常态。在复原敦煌莫高窟第3窟的千手千眼观音壁画时，史敦宇感叹着不容易。这幅复原壁画是20世纪50年代由史苇湘、欧阳琳完成部分线稿，又于1997年由全家合力完成线稿，之后史敦宇又历时三年着色复原。
“我父母临摹完线稿后，交由我来补全画面和着色，前后两代人接力，花费了五十年才完成。现在，这幅壁画上的画师字迹已经看不清了，但这幅复原作品一直挂在我的工作室里，继续讲述着史家人在敦煌的故事。”史敦宇感慨道。
回想起儿时在莫高窟的记忆，史敦宇想到了从捡起河滩上的一根榆树枝作画，于是“一画就是一辈子”。“如今，我的父母长眠于莫高窟前，我已年逾古稀，但是敦煌艺术的保护、研究和弘扬，是没有尽头的事业。我想，让更多的人欣赏敦煌、读懂敦煌，这就是复原壁画的意义所在。”史敦宇讲道。（据《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