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的《京报》资料
因为秉笔直书，《史记》作者司马迁成为最著名的“太史公”。
“历史工作者记录昨天的历史，新闻工作者记录今天的历史。”学者吴晗曾如是说。
记者用笔和镜头记录着这个丰富、变幻的世界，在书写历史风云、推动社会进步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为了表彰记者为社会作出的贡献，各个国家都设立了不同形式的记者节或出版节。2000年11月8日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记者节，今天，迎来了第25个记者节。
记者一词古已有之
在我国，目前比较权威的观点认为“记者”一词至迟见于战国秦汉时期经典史籍《管子》：“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但《管子》中的“记者”意为“记录的事”，而意为“做记录的人”的“记者”最早出现于晋代。
古代是没有记者这个称谓和职业的。我国古代被称为报纸的是邸报，它最早出现在汉代，是专门用于登载皇帝的谕旨、诏书、臣僚奏议等官方文书以及宫廷大事等内容，最早写在竹简或绢帛上，后来随着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应用，才印在纸上。因为都是官样文书，无须采访报道，就没有记者之说了。
在古代最近接近记者职业的是那些秉笔直书的史官，称为太史。在春秋战国时期，就由他们来负责记录帝王的日常事务及朝廷的大事，董狐、太史伯等为代表的好多太史，为了真实记录当朝的史料，甚至遭到杀害。
据《春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春秋时，齐庄公名光与大臣崔杼的妻子私通。崔杼知道后，便设计杀了庄公，立庄公的异母弟杵臼为君，是为景公。崔杼也自封为相国，飞扬跋扈、专断朝政。齐国太史公如实记载了这件事，崔杼大怒，杀了太史伯。太史的两个弟弟太史仲和太史叔也如实记载，都被崔杼杀了。
崔杼告诉太史第三个弟弟太史季说：“你三个哥哥都死了啊，你难道不怕死吗？你还是按我的要求，把庄公之死写成为暴病而死吧。”太史季正色回答：“据事直书，是史官的职责，失职求生，不如去死。你做的这件事，迟早会被大家知道的，我即使不写，也掩盖不了你的罪责，反而成为千古笑柄。”崔杼无话可说，只得放了他。太史季走出来，正遇到南史氏执简而来，南史氏以为他也被杀了，是来继续实写这事的。
齐太史秉笔直书的故事，给后人很大的鼓舞和启发。正是有了这种不畏牺牲的精神，才有了“董狐直笔”“秉笔直书”这样的成语，这是古代的“记者”们用生命代价为今天的文字工作者换来的最高美誉。
关于我国记者这一职业的诞生，新闻史学界比较统一的认识是源于世界上最早的报纸，即中国唐朝的邸报。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空前繁荣强大的一个朝代，那时印刷工艺比先前有了较大的发展，经济、社会与技术的进步为唐朝报纸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唐朝报纸名目繁多，有“进奏院状报”“状报”“报状”等——我们统称为“邸报”。
北宋范仲淹是最早使用“邸报”一词的人，之后一直沿用。在《红楼梦》第九十九回“守官箴恶奴同破例 阅邸报老舅自担惊”中就提到过“邸报”：“一日在公馆闲坐，见桌上堆着一堆字纸，贾政一一看去，见刑部一本……”贾政所看的“字纸”，就是我们所说的“邸报”，清朝末期，“邸报”就消失了。那些负责发布“邸报”的人当时并不叫“记者”，但他们的工作性质已然可以被视为最早的专职新闻工作者。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记者”，源于19世纪70年代晚期。彼时日本新闻界开始频繁使用汉语中的“记者”一词指代新闻人，十余年后，中国报人通过译报以及与日本文化人的交流得知这一术语，并将之载于华报之端，随后为国人所知。当时，外交家黄遵宪花费8年时间完成的《日本国志》一书以及《清议报》《申报》等国内报刊，对“记者”一词在中国的传播都起到了不同程度的推动作用。其中，专职的“记者”一词首见于1905年《申报》的观点在行业内广泛流传，但学术界对此观点存在不同的声音。
直到晚清时期，大约19世纪70年代，正式的报纸出现，才开始有专职的采访记者，起初叫“访员”“访事”“报事人”，到了19世纪90年代开始采用“记者”这一称谓。
见证历史改变世界
民国时期，我国掀起一股办报高潮，记者的专业水平和职业精神也逐步提高，涌现出黄远生、邵飘萍、林白水等一批优秀的记者，他们皆铮铮铁骨、坚韧不拔，甚至为追求真理付出生命，让记者真正在社会上树立起自己的形象，使记者这一职业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和尊重。
生于1886年的邵飘萍是中国早期记者的杰出代表。1918年10月，他在担任《申报》记者和创办新闻编译社的基础上，在北京创立《京报》。在《京报》编辑部，邵飘萍挂出了自己亲手书写的“铁肩辣手”条幅，勉励同仁“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邵飘萍以《京报》为阵地为“五四运动”呐喊助力。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邵飘萍一连数月在《京报》上报道这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同年，在李大钊等人的介绍下，邵飘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4月，奉系军阀占领北京，随即大肆抓捕革命志士，邵飘萍在京报馆附近遭到诱捕，4月26日凌晨，在北京英勇就义。
抗日战争时期，一批年轻的新闻记者成长起来，肩负起责任与使命，以笔做武器，继续投身于战争的烽火之中。1937年7月中旬，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到上海检查党的工作，重视新闻宣传工作的他向夏衍等人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广泛团结爱国新闻工作者，组织统一战线，为民族解放贡献更大的力量。在周恩来的倡导和支持下，经胡愈之、夏衍、羊枣等人的酝酿，确定在新闻工作者比较集中的上海成立新闻工作者统一战线组织，并推举优秀新闻工作者范长江负责筹备工作。
1937年11月4日下午，范长江、羊枣、夏衍等人在一起协商，决定组织一个永久性的团体，商定团体的名字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1937年11月8日，上海硝烟弥漫，在山西南路200号南京饭店，15位年轻的新闻工作者在隆隆炮声中庄严地宣告“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中国记协的前身）正式成立。1938年3月15日，“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更名“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组织中的青年新闻工作者们活跃在抗日战争最前线，被誉为“手无寸铁的百万兵”，书写了中国新闻史上极其辉煌的篇章。
“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成立后不久，便组织了一次典型的大规模采访行动——台儿庄战役采访行动。在著名的台儿庄会战中，艰苦鏖战的抗日前线聚集了几十位各地而来的记者，新闻在这场全民族的抗战中显现出前所未有的力量。台儿庄日军被击溃的消息，在全国各大城市的报纸刊载，极大地鼓舞了全国抗日军民，并为此次作战留下了翔实的记载。
新闻的力量是无穷的，毛泽东曾为新华社等媒体撰写过许多重要新闻和社论鼓舞军民士气。《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是1949年4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即将胜利时，毛泽东撰写的一篇新闻稿，原载于1949年4月24日《人民日报》。
百余年来，我们在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记者身上，看到了独属于他们的风采。他们是时代变迁的记录者，作品中既有战火年代从抗日战争、朝鲜战场带来的一篇篇充满硝烟的战地新闻，也有和平年代讴歌改革开放、港澳回归、奥运盛事、伟大复兴的全新篇章；他们是勇敢无畏的探索者，既有敢于攀登珠峰写下《英雄登上地球之巅》的勇气，也拥有369天重走两万五千里长征路、写下300多篇新闻稿件的决心……一代代的记者作为社会变革的积极参与者，在每一个时代都留下了他们铿锵有力的印迹。
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人们无法想象明天技术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但那些怀有新闻理想并为之努力奋斗的记者们依然是时代的记录者，用他们的思想与温度、双腿与双眼记录、参与甚至改变历史。（本报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