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的历史，核心内容之一是多民族不断融合和一体化的发展史。唐朝时期，汉族与其他各民族之间的深度融合，体现在民族关系理念、民族政策、贸易、文化、生活、婚姻等方方面面。开放的唐朝，总是留给后人无限的遐想。其中，唐朝在民族交流融合上更是粲然生光。
华夷一家深入人心
魏晋南北朝时期四百余年全国范围内的民族大迁徙、大混杂和大融合，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和心胸。到隋唐时期，民族关系认识上的“华夷之辨”观念趋于淡漠，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认同明显加强。这种历史发展的大舞台和大背景也影响到唐朝统治阶级的民族关系认识，形成了“华夷一家”的民族关系理念。
唐太宗发挥了引领和奠基作用。武德九年（626年）九月，唐太宗于即位之初说：“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贞观元年（627年），又说：“朕以天下为家。”贞观十八年（644年），又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又明确地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这种“华夷一家”的民族关系理念，抛弃了先前认为周边民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与戒备，在民族关系上持“爱之如一”，具有平等对待、不偏不倚的博大胸怀，显示了民族关系认识的仁和宽厚，反映出唐朝统治阶级的民族观已不再局限于汉族，而是一种囊括汉族和周边诸民族在内的大民族观。这种先进开明的民族关系理念，迅速促成了各民族友好关系的盛况。贞观后期，出现“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的局面。
“华夷一家”的民族关系理念，在唐朝选官任官上有较突出体现，即“汉蕃并用”，基本没有偏重和华夷之分，甚至对“蕃人”尤为重用。如宰相长孙无忌、于志宁是鲜卑人，将领阿史那社尔、执失思力、史大奈、哥舒翰是突厥人，仆固怀恩、浑瑊、李光进、李光颜是铁勒人，李谨行、李多祚、李怀光是靺鞨人，这些人都得到了信任和重用。
官方互市经常开展
唐朝经常开展与周边民族政权间的商品贸易，既有官方互市，也有汉蕃民间贸易。官方互市有明确制度规定，互市场所设立于缘边州、府之地，并设有专职机构“诸互市监”具体管理——“凡互市所得马驼驴牛等，各别其色，具齿岁肤第，以言于所隶州府，州府为申闻。太仆（寺）差官吏相与受领印记。上马送京师，余量其众寡，并遣使送之”，可知诸互市监负责与所邻近民族政权间的互市贸易，凡互市所得马、牛、骡、驴、驼等牲畜，要详细记录其毛色、齿岁、肤第，上报所在州、府，再经州、府上报，与朝廷主管马政的太仆寺有业务联系，也可知通过互市购得战马是唐朝的重要贸易目的。
高祖武德八年（625年），“吐谷浑、突厥，各请互市，诏皆许之”。开元十五年（727年），“突厥款塞，玄宗厚抚之，岁许朔方军西受降城为互市，以金帛市马”。开元十九年（731年）九月，吐蕃遣其相来唐，“请于赤岭为互市，许之”。宪宗元和十年（815年），“吐蕃款陇州塞，请互市，许之”。这可以看出，与吐谷浑、突厥、吐蕃之间的官方互市在唐朝前后期一直存在，唐朝与诸民族政权间的官方互市经常进行。
唐朝还设立由官府控制的固定市场，以供汉蕃民间进行商品贸易。唐朝专门制定《关市令》，规定“诸外蕃与缘边互市，皆令互官司检校。其市，四面穿壍及立篱院，遣人守门，市易之日，卯后，各将货物畜产俱赴市所，官司先与蕃人对定物价，然后交易”。可见官府设立一个封闭于外界的固定“市所”，并由“互官司”具体负责管理汉蕃民间贸易，对交易秩序、交易时间、交易物价等有明确规定。也有不设“互官司”而仅派出官吏监管的贸易类型，如唐朝制定了和羌族进行贸易的立法，规定每年十月以后，在松、当、悉、维、翼等州，羌族民众可以到彭州蚕崖关外某指定区域与汉族民众进行贸易，由彭州州府派出一名重要官吏具体管理。
文化交流十分活跃
唐朝民族间文化交流互鉴和融汇十分活跃，呈现出“中外合璧”的一体化趋势，尤其是音乐、舞蹈和饮食方面。
唐朝宫廷宴享典礼乐舞《十部乐》之燕乐、清商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中，西凉、龟兹、疏勒、高昌四部来自西域民族地区，天竺、高丽、安国、康国四部是外国乐舞，即是中外合璧的宫廷燕乐。从初唐到盛唐，历朝用于歌功颂德的《坐部伎》《立部伎》诸乐舞，也是“以中原乐舞为基础，大量地吸收融合国内少数民族和外国乐舞而创制的新的乐舞节目”。唐人段安节《乐府杂录》载：“舞者，乐之容也，有大垂手、小垂手，或如惊鸿，或如飞燕。婆娑，舞态也；蔓延，舞缀也。古之能者，不可胜记。即有健舞、软舞、字舞、花舞、马舞。健舞曲有《棱大》《阿连》《柘枝》《剑器》《胡旋》《胡腾》，软舞曲有《凉州》《绿腰》《苏合香》《屈柘》《团圆旋》《甘州》等。”这生动描述了乐舞的异彩纷呈。这些舞蹈都是具有异族风格和外国特色的舞蹈，融汇了多地音乐舞蹈的精华。
周边民族的服饰、饮食也在唐代盛行。史载玄宗开元以后，“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天宝初年，“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长安闹市中呈现“胡著汉帽，汉著胡帽”之景象。长安城内有胡姬所开酒肆，经营胡酒胡食，生意兴隆，风流少年和文人骚客经常光顾。李白《少年行》诗云：“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这是唐朝民族融合的具体硕果和生动体现。
值得一提的是，还有由吐蕃传入的“击鞠”运动成了风靡性体育活动。“击鞠”又称“击球”“打球”，是一种骑在马上持杖击球的剧烈球类运动，其打法是在宽广平整球场上，参加者分为两队进行比赛，球场上设有球门，出场者一人骑一马，手持一杖，共争一球，以入门为得筹，以得筹多少定赢输，成为各民族共同喜爱的体育项目。（据上游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