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亲书的“年号钱”崇宁通宝
年号是中国历史君主时代帝王纪年所立的名号，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有年号，一个皇帝所用年号少则一个，多则十几个。“贞观之治”“开元盛世”，“贞观”“开元”便分别是唐太宗、唐玄宗的年号。历代帝王通过年号所要表达的寓意相当丰富，但首先是所谓“政治文化”的内涵。
中国的帝王年号终止于清末帝制的终结，而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到现在仍在使用年号。今天我们就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走进历史，透过“年号”来看帝王们的执政密码及想要表达的政治诉求。
年号的由来
单纯在技术层面上来讲，年号只是一种纪年的符号。在年号纪年法产生之前，华夏先民往往采用“帝王在位年数纪年法”来纪年。
从出土的殷商甲骨以及西周大量金文所体现的纪年形式可以断定，殷商和西周分别是以商王或周王在位的年数来纪年。这种纪年方法，就是所谓“帝王在位年数纪年法”，也可简称为“帝王纪年法”。采用这种方法纪年，若是当时人们记述某帝王在位期间所发生的事情，通常只标记其在位年数为“某年”，而无须标注出具体是哪一位帝王。
这种用法，源自当时人们对在位帝王的一般尊称——“今上”。故比较庄重的用法，应当是写作“今上”或省称为“今”。其书作“今上”的例子可屡见于司马迁的《史记》。省写为“今”的用例，如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之“编年记”，写录于秦始皇三十年，其记述秦始皇时期的年代，即始自“今元年”。由此再进一步简省，便是只标注年份而不称“今”字，写成元年（帝王即位的第一年，一般写作“元年”，而不称“一年”）、二年、三年、四年、五年，依此类推。老帝王辞世、新帝王即位，就重新从元年起算，再同样以元年、二年、三年、四年，顺序推延。在更早的时候，反映这种纪年形式的铜器铭文，往往都用“唯（王）若干年”的形式。
春秋以降，周王权力削弱，各诸侯国均用本国诸侯在位的年数纪年。例如，记载鲁史的《春秋》就采用鲁侯在位年数纪年。其他诸侯国的史书虽已不存，但从《国语》中可看出，这些诸侯国也都用本国君王在位的年数来纪年。世乱之时，诸侯不统于王，干脆完全各自为政，也就出现了纪年的混乱；且每年起始于几月，诸侯国间也是各有一套，并不划一。
时过境迁之后，或新朝称述往事，或后代史书属词系年，其纪年形式，则大多是连带君王死后的谥号一起合而称之（或再冠以朝代之名），如惠帝元年、二年，周宣王元年、二年，鲁隐公元年、二年等。
如前所述，年号纪年制度始自西汉武帝时期，而这一制度事实上是有一个逐渐生成的过程。在汉文帝以前，只有极个别人，如战国时期的魏惠王（即梁惠王）和秦惠文王，于在位期间有过“改元”的做法，亦即中止正在行用的纪年年数，启用另一元年，重新记年数。魏惠王和秦惠文王这样做有其特殊的政治原因，即他们都由“诸侯”僭称为“王”，其“改元”是改“侯”年为“王”年。其余绝大多数君王，自始及终都仅顺着一个“元年”一直推延下去。这也可以说是以“一元”纪年。正如清朝学者赵翼所说：“古者天子诸侯皆终身一元，无所谓改元者。”
至西汉时期，文帝在位期间改元一次，景帝改元两次。从形式上看，这似乎都是在沿承魏惠王或是秦惠文王的做法。汉文帝和汉景帝虽然并没有诸如改称侯为称王这样的身份变化，但也都是基于某种政治需求。例如汉文帝的改元，是想通过此举令他本人和汉家天下都能够延年益寿，亿万斯年。这是因为按照当时的观念，更易旧纪元、启用新纪元，意味着除旧布新，与民更始，仿佛重获新生。
年号的意义
后世的历史著作和现在通行的历史年表，对汉文帝和汉景帝所改行的新纪元分别标作“中元”“后元”诸色字样，俨若后世之年号。但这些字样实际上只是记事者在事后记述相关史事时，为区分前后不同组别的年数而附加的标志，与那些在事件发生时就已经行用的真正年号，性质已完全不同。
汉武帝即位之初，仍沿用帝王在位年数纪年法。但由于其崇信阴阳术数，他每隔六年，就改元一次，重新从元年数起。这样一来，持续次数多了，事后追述，就不能再用“前元”“中元”“后元”这些称谓相区别，而是改称为“一元”“二元”“三元”“四元”这样的标志。
这样的改元持续到第四次，也就是在汉武帝的第五个纪元第三个年头的时候，有部门提出建议，应采用某种“天瑞”，也就是上天显现的吉祥征兆来为每一个纪元命名。于是，汉武帝决定追改其第一个纪元为“建元”、第二个纪元为“元光”、第三个纪元为“元朔”、第四个纪元为“元狩”。后来，又决定追记其第五个纪元为“元鼎”、第六个纪元为“元封”。除了开天辟地以来的第一个年号“建元”之外，“元光”以迄“元封”这些年号名称，都有特定的“天瑞”（若是深入追究“建元”也可以算是依据了某种“天瑞”）。这样一来，原来只称年数的元年、二年、三年、四年，就变成了诸如建元元年、建元二年、建元三年、建元四年之类的纪年形式。到进入第七个纪元时，汉武帝又决定在现实生活中采用像“建元”“元光”“元朔”这样的形式作为汉朝皇帝的纪年，称当年为“太初元年”。于是，“太初”也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现实生活中正式使用的“年号”，这一年为公元前104年。
汉武帝采用年号纪年，不仅是纪年制度上的一项创举，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其政治意义，首先在于强化皇帝唯我独尊的地位。
如上所述，在春秋时期，各个诸侯国就已经和周天子一样，用其在位年数来纪年。至西汉前期，各地诸侯王国也和汉朝皇帝的纪年形式一样，采用自己王国内各个诸侯王的在位年数来纪年，即都是称作元年、二年、三年、四年……这样一来，在纪年形式这一点上，汉廷皇帝与各地分封的诸侯王之间便颇有分庭抗礼之势，不能充分体现汉家天子的威严。汉武帝采用年号纪年之后，汉家天子的纪年有年号而诸侯王的纪年没有年号，使大汉皇帝高高凌驾于各路诸侯之上，有利于强化和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年号也从其诞生那一天起，就成了皇帝神圣统治权威的突出象征。
（据《人民论坛》，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