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绘釉陶女袖手立俑
彩绘釉陶男骑马乐俑
近日，正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展出的“贞观——李世民的盛世长歌”，汇聚了来自15家文博单位共计140组249件展品，以唐朝第二位君主李世民的成长与治国经历为主线，讲述了大唐王朝在创立之初的艰辛与荣耀。
少年英雄 马上天下
前有一道长长的河堤阻路，后有王世充手下的追兵，秦王李世民所骑战马飒露紫喘着粗气，焦急地踏着沙地。它已身中数箭，特别是胸口的那一箭几乎致命，如果是换作普通战马，早已扑倒在地。随同李世民冲入敌营的数十骑人马已走散，只剩下丘行恭一人紧跟在秦王左右。
这一幕发生在唐高宗武德三年（620年），李世民与敌方大军对峙洛阳北面的邙山。这是一道天然的屏障，闯过王世充在此的布阵，便可直捣他的老巢洛阳。对于已经建国两年的唐高祖李渊来说，统一天下还有两大阻碍——盘踞河南的王世充和河北的窦建德。扫除这两大势力的重任又放在了秦王李世民的肩上。
在初唐的将帅之中，李世民最善于利用骑兵的优势。他本人骑射高明，又勇猛异常，常常率领一小队人马突击敌营，以探虚实；或领一队兵马，在敌方大军前方晃悠，以作诱饵。这次被长堤所阻，并没有让李世民慌了手脚，但是心爱的坐骑已受重伤，危在旦夕。只见丘行恭将坐骑让与主公，转身面向追兵，手执长刀，高声呼喊，一路挥砍，从包围中杀出。
李世民与丘行恭回营后，第一件事就是给飒露紫拔去胸口这支箭。箭终于拔出来了，但飒露紫还是合上了眼睛。这一幕被铭刻在“六骏”石雕组像之中，放置于唐太宗日后营造的昭陵北坡阙门外神道两侧。《旧唐书》记载：“贞观中，有诏刻石为人马以象行恭拔箭之状，立于昭陵阙前”——为战马竖立纪念碑，唐太宗是首创。
李世民从615年16岁时在雁门关救驾隋炀帝，到623年24岁时扫平河北刘黑闼势力，历经了五次大战役：西边铲除薛举、薛仁杲父子在陇西的军事割据，东边消除宋金刚、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刘黑闼等势力。以白蹄乌、青骓、特勒骠、什伐赤、飒露紫、拳毛騧组成的“昭陵六骏”成了李世民沙场征战最为形象的缩影。
登上帝位之后，唐太宗十分重视战马的作用，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马政”，以实施有效的马匹饲养和监管，建立了一整套马籍管理制度。《新唐书》记载：“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初唐时期的官方养马数量大大超越了强盛的汉武帝时期，被后世公认为“中国马政的高峰”。
兄弟相残 逼父退位
李世民五十年的人生可以一分为二：前面十几年上马打天下，后面23年下马治天下。
李世民贵族出身，父亲李渊是西魏“八柱国”李虎之后，世袭爵位。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被任命为山西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此时的隋朝政权已处于土崩瓦解之中，各地农民起义不断，地方武装势力趁机割据。李渊在密友刘文静、裴寂和儿子李世民、李建成的辅佐下自太原起兵，先向南后向西，于农历十一月间攻入长安。李唐王朝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李世民虽出身于贵胄之家，却没有半点骄奢之气。他从少年时代起就精于骑射，这离不开家庭环境的熏陶——父亲李渊也是武将出身。据《旧唐书》记载，当年李渊能娶到周武帝的外甥女窦氏，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凭借其出色的箭术在众多求婚者中脱颖而出。李世民少年英豪，18岁那年曾在乱军中解救过父亲。《旧唐书》记载他“以轻骑突围而进，射之，所向皆披靡，拔高祖于万众之中”。
这样一个战功赫赫的儿子，可惜不是家中长子。李渊的大儿子李建成也是才华出众，忠心耿耿，早早就被立为太子。然而有了这样一个二弟，任何一个大哥都不会安心。让不让李世民上位，李渊始终犹豫不决，最终导致了兄弟之间的那一场决战。
唐高祖李渊当日惊愕地见到全副武装、浑身带血的尉迟敬德闯入宫来，自然心知肚明，后悔自己的犹豫不决最终酿成儿子们的自相残杀。他于武德九年（626年）八月初九正式退位称太上皇，禅位于李世民。
尉迟敬德此后享受荣华富贵，去世时得到了厚葬。据说，唐太宗此后常做噩梦，尉迟敬德与秦叔宝甘愿护卫寝殿门外。这一对形象最后在老百姓的喜闻乐见中，化作了逢年过节家家户户张贴的门神。
唐贞观八年（634年），李世民为太上皇李渊修建避暑别宫大明宫，以彰显孝道。第二年五月，李渊驾崩于大安宫寝殿内，大明宫建设随即中止——待高宗李治即位后继续修建，开启了大明宫作为大唐帝国新的政治中心的序幕。
为君之道 知人善任
唐太宗在东征西讨的岁月中，早已延揽了一批能臣良将——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李靖、李勣、尉迟敬德等人。自李世民登基后，他们又作为股肱之臣辅佐其平定边疆、安定天下。李世民即位后知人善任，虚怀若谷，从谏如流，留下君仁臣忠的佳话。
其中，唐太宗与魏徵之间的君臣相处最为经典。魏徵在一心一意地辅佐太宗之前，其实更换了好几个门庭：先是被隋武阳郡丞元宝藏任为书记，后随主归降瓦岗军李密，担任元帅府文学参军，专掌文书卷宗；瓦岗军被王世充击败后，魏徵随李密投奔李渊，遂为唐臣；后被窦建德所俘，署为夏政权的中书舍人。四年间，窦建德、王世充相继为唐朝所灭，魏徵遂复归长安，任太子洗马。“玄武门之变”之后，唐太宗赏识魏徵才能，遂化敌为友，引为太子东宫詹事府主簿，拜谏议大夫。
到了这个阶段，魏徵才成为历史上那位人人称道敢于直言进谏的能臣，他的专长才有了用武之地。这跟唐太宗的知人善任极为有关。
自古以来，“为君之道”最重要的还是如何治国，魏徵深深明白这一点。他总是适时地利用太宗的一些发问，来阐述自己的治国理念。这不仅解决了太宗的疑难，也达到了规劝的目的。由此，魏徵提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原则，在唐太宗贞观前期的决策中得到了比较好的坚持。太宗遇事经常会与朝臣们广泛地讨论，成为贞观政治风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在魏徵去世时，唐太宗悲痛异常，并总结出一段传为千古的感悟：“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
唐朝时，中国以高度繁荣的经济、多样的文化和富足安定的生活环境，成为社会开明、近悦远来、威名远播的强国。而这一切的起点，源自隋代打下的政治基础及积累的制度经验，更离不开唐初两位皇帝的接续之功与创新之力，其中尤以唐太宗为甚。
(据《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