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考古队”：被遗忘的黄文弼

《罗布淖尔考古记》 时隔近80年，黄文弼扛鼎之作《罗布淖尔考古记》再版，罗布淖尔就是大名鼎鼎的罗布泊。而另外两本《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也将再版发行。七八十年前，便用洋洋百万字书写了新疆考古全貌的黄文弼是谁？ 丈量八万里山河 自从19世纪后半叶，工业革命带来的资本主义扩张，激发起西方人对于世界未知领域的科学探险兴趣。中亚和中国新疆这一世界文明交会的中心地带，成为探险热中最迷人的地区之一。 当斯文·赫定带领着欧洲人组成远征队重返中国，虽然拿到了北洋政府的许可证，却遭遇了北京学术界的群起抵制。斯文·赫定审时度势，与中国学界坐下来谈判。由北大国学研究所等十余家学术单位组成的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其达成19条协议，约定共同组成“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中外团长共同负责，中方派出6名学者和4名学生，全部经费由斯文·赫定筹集。 西北科考团中方团长为北大教务长徐旭生，外方团长为斯文·赫定。中方团员中，专事考古的学者是黄文弼。 1928年年初，黄文弼率领一个小分队，独立前往新疆开展工作，队伍里只有他一位学者。在外国探险队肆意发掘、盗扰的遗址之上，黄文弼进行了系统的科学发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发掘，是吐鲁番交河城雅尔崖古墓葬区。他按照墓葬区的分布，分区域顺序发掘，出土了完整的陶器800余件、墓表120余方，以及其他大量随葬品。 1930年4月，黄文弼抵达罗布泊北岸，发现一处汉代烽燧亭遗址，只剩西墙的墙基和三根直立的木柱，黄文弼在芦苇草中捡到了数十枚木简，根据木简残文，此地名为土垠。土垠遗址一共发掘出70余枚汉简，比国外探险者在新疆发现的汉简年代都早很多，是新疆发现的最早一批汉文简牍。 黄文弼在《罗布淖尔考古记》中说，人们熟知丝绸之路在西域分为南北两道，这都是西汉中期的事，汉初从长安通西域的路线是怎么走的，历来没有明确证据。而他在土垠遗址烽燧亭发现简牍和古道之后，“汉初通西域之情形，由此可以确知也。” 离开罗布泊后，黄文弼继续前往塔里木盆地，在盆地中考察了一年半，调查遗址达百处以上，如著名的龟兹、于阗、焉耆、尉犁、危须等古国，都有涉足，还新发现了大量古城。 1930年9月，完成所有任务后，黄文弼取道西伯利亚回到北平。他带回了煌煌成果，新疆的采集品有80余箱。整个西北科考团都取得了丰厚的成果：地质学家袁复礼在北疆发现了恐龙化石；年轻的地质学家丁道衡发现了白云鄂博铁矿，包头钢铁公司就是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发现了小河墓地和“小河公主”；中国现代学术界“四大发现”之一的一万多枚“居延汉简”，也出自西北科考团。 这一次蒙新考察，奠定了黄文弼终身的学术方向，此后他于1933年、1943年和1957年三次重返新疆。四次西北考察，他在新疆境内的总行程超过38000公里，天山南北几乎所有古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西北考古领路人 黄文弼的新疆考古，不仅在寻找古国与古城遗迹，也为解决关于西域历史的一些重大问题寻找着线索。譬如这些西域古国兴衰与环境的关系，以及楼兰等西域诸国的历史及其与中原关系的演变等。他考察了塔里木盆地诸多重要佛窟，论证了楼兰、龟兹、于阗、焉耆等古国和许多古城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演变。 从1939年至1942年间，战火纷飞的岁月，他奔波在川陕两地，一边教学，一边仍继续新疆考察报告的撰写，完成了《罗布淖尔考古记》。 万般努力之下，黄文弼的考古成果依然没有幸免于战争的摧残。为躲避日军对西安的空袭，部分西北考察收集品被转移到汉口保存。抗战胜利后，他亲自去汉口的英国洋行堆栈查访文物，寄存在此的大部分新疆收集品，已经毁于战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文弼担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一旦给予他时间和安稳，他便爆发出惊人的学术能量，《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相隔不到4年先后面世。1958年，当《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出版时，黄文弼新疆考古的代表著作“三记两集”（《罗布淖尔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高昌砖集》《高昌陶集》）全部完成，历时26年。这位倔强而坚韧的学者，终于在纸面上将八万里足迹重新走过。 一次考古任务的完成，结束于报告的完成。黄文弼用30年的时间完成了新疆考古，也完成了他参与西北科考团的使命。 即便黄文弼的著作没有再版，但影响力早已遍及海内外学界，始终是西北考古与研究者的必备书，后辈学者们通过电子版和影印版获取给养。新疆考古学的一位资深学者曾说，当年他们从事考古工作时，就是拿着黄文弼的著作在全疆各地跑，这些著作就是他们的领路人。 2012年，黄文弼后人将其生前使用和珍藏的图书文献，无偿捐赠给新疆师范大学，新疆师范大学成立“黄文弼中心”，将“黄文弼与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研究”作为重点科研项目。研究者们正分类整理西北科考团中方成员未经公布的大量文献，重新打捞那些尚未被充分利用过的学术资料，让中断的研究重新连接，让先驱的心血得到承托，让那次科考成果在百年后最终完成。 而黄文弼的生命早在1966年已经戛然而止，终年73岁。他已经编了目录的《西北史地论丛》和写了初稿的《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等著作都没有完成。12年后的1978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为考古学家黄文弼、陈梦家和体质人类学家颜訚三位学者举行了追悼会。 (据《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