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三彩缠枝牡丹纹圆形砚台 砚体上的缠枝纹 缠枝纹有“生生不息”的吉祥寓意 辽三彩又称“辽瓷”，从严格意义上来看,其本质并不属于瓷器，而是一种以低温烧制而成的铅釉陶器。内蒙古博物院珍藏着一方辽三彩缠枝牡丹纹圆形砚台，即是辽三彩的代表性文物。 陶瓷文房代表器物 砚台是中国书法的必备工具。汉代刘熙《释名·释书契》云：“砚，研也，研墨使和濡也。”在秦汉时期，砚已从新石器时代的研磨器中脱胎而出，汉代制砚有石、漆、木、竹、玉、铜、陶、瓷、瓦等材料，形制逐渐规范。随着瓷业的发展，三国时期出现了瓷砚，此后历代均有制作。 内蒙古博物院典藏部杨萌萌介绍：“中国陶瓷文房历经长期的发展与演进，在辽代成为一个重要门类，砚是辽代陶瓷文房用具中最具代表性器物，而三彩砚又是辽代陶瓷砚的主流产品，采用高温素烧、低温釉烧的二次烧成法，胎上常施白色化妆土，色彩艳丽明快。这方辽三彩缠枝牡丹纹圆形砚造型巧妙，笔洗和砚台可以组合成为一体，不仅美观而且便于携带，彰显出古人的智慧与技艺。” 三彩釉最早出现于唐代，虽然叫“三彩”，但釉色并不限于三种颜色。辽建立政权后依然吸收、继承和发展唐朝文化。在思想上以儒学为主，建孔子庙，诏太子春秋释奠。在机构、官吏、监察等制度方面也大部分承袭了唐制。在文化上，辽国在许多方面也继承了唐朝的审美。辽墓中发现的许多金银器精品带有鲜明的唐代风格，如耶律羽之墓出土的金杯、金花银渣斗；吐尔基山的金花银提梁壶、鎏金錾花鋬耳银壶等，这些金银制品无论是制作方法、工艺水平、款式，都再现了唐代金银器的风格，图案花纹不仅有凤凰、龙、鸳鸯等，甚至还有《高士图》《孝子图》等代表美好品德或向往名士隐逸的中原传统题材。在辽代一些高等级墓葬中，壁画常用的《出行图》《归来图》也承袭了唐代贵族墓中壁画的传统题材，这些均说明辽文化与唐文化的一脉相承。 文化大融合的见证 辽三彩承袭了唐三彩的制作工艺和美学理念,但又与唐三彩的特点不同，辽三彩采用模印印花，模印花卉通常有菊花、牡丹及游鱼，胎质粗而硬，多黄、绿、白三色釉。由于辽三彩在工艺上大多采用印花胎体，为搭配胚体的装饰之感，故而在施釉过程中以填釉、半釉技法为主。在填釉技法下,瓷匠可以用笔勾勒出细腻的图案和纹样，使胎体着色部位呈现纯正润泽的特点，也可减少釉色交融弥散的效果，使辽三彩器物釉的界限更为清晰。 据专家考证，辽瓷的分布很广，在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和河北等地都有发现。 辽三彩缠枝牡丹纹圆形砚台由辽代的官窑缸瓦窑烧造。该窑创烧于辽代早期，延续至金元时期，遗址位于今赤峰市松山区猴头沟乡瓦房村。被誉为“辽瓷之父”的中国近代著名史学家金毓黻（fú）是发现缸瓦窑的第一人。缸瓦窑遗址在一个偏僻小村庄，从来没有被人注意过。1935年，金毓黻先生和杜一谔先生调查该地小城子辽代城址时，发现了这里的窑址，他当时没有向学界提出，只在《静晤室日记》中记下了这段史实：“杜蕴生言，赤峰西八九十里猴头沟之西，村名五家及白音波罗者有二古墓，当属辽、金时代，未经人发……又言猴头沟附近白乌台吐川有古代缸瓦窑、煤窑遗迹，土人掘地尝得瓷陶缸瓦诸器，煤窑内有洞甚长，以木支之。”直到1944年，缸瓦窑被首次发掘。 缸瓦窑窑场范围大，持续时间长，自1944年被第一次发掘以来，先后经历了7次考古发掘，考古人员在这个窑址发现了丰富的陶瓷制品，包括白瓷、白地黑花瓷、黑釉瓷、酱釉瓷，以及茶叶末釉、单色釉、三彩釉等产品。 尽管辽三彩的胎质没有唐三彩的细腻，但辽三彩依然是辽代陶瓷中一个重要品种，缸瓦窑烧造出来的辽三彩瓷器是辽代人重要的文化遗存。今天的河北地区在辽代时，因辽国与北宋签订《澶渊之盟》和约，开辟了雄州、霸州、安肃军、广信军4个榷场，为促进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融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据《内蒙古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