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大婚典礼全图册》展现的皇后出宫至邸第图
“更像金钱崇拜，不是女性主义的表现。”日前，日本著名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就彩礼发表“酷评”，引发争议。
上野千鹤子是日本女性学、性别研究领域的开创者，在中国也颇有影响力，已出版著作10余种。主持人让她评论彩礼问题，因彩礼已成当下许多年轻人的负担。
彩礼的历史悠久，因古代男女婚姻的基础并非爱情，而是家族利益。对于彩礼上涨过快，历代不乏批评者，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它。想不到，在步入现代社会的今天，还有这么多人要求保留彩礼。
周代彩礼就很贵
彩礼制度定于周。据唐代杜佑（诗人杜牧的爷爷）的《通典》：“娶妻必告父母，夏亲迎于庭，殷迎于堂。周制限男女之岁，定婚姻之时，亲迎于户，六礼之仪始备。”意思是，夏商时已有迎亲，西周细化为六礼：
纳采：男方向女方初交信物，“纳采用雁也”，大雁每年按时南飞北归，代表诚信。
问名：请媒人问女方姓名、生辰八字等。
纳吉：将卜婚的吉兆通知女方，并送礼，仍是大雁。
纳征：男方送聘礼到女家，相当于后来的彩礼。
请期：约定结婚时间，再次备礼到女家。
亲迎：男方去女家迎娶。
《周礼》中彩礼（纳征）标准是：“凡嫁子娶妻，入币纯帛（纯色的帛，表示专一）无过五两。”一两（又称一匹）即两端（两丈为一端，每丈约为今2.31米；宽二尺二寸，约为今50.8厘米），五两是一束帛，需“玄（黑）纁（浅红）”色，象征阴阳协调；另送俪皮（成对的鹿皮）。当时有“男女无媒不交，无帛不相见”“非受币，不交不亲”之说。
周代重“礼治”，即使是贵族，拿束帛、俪皮当彩礼，负担也很大，但“礼不下庶人”，不及平民，只是平民自抬身份，会模仿贵族。
汉代走向全员奢靡
汉代彩礼负担大增。学者施伟在《纳征、聘礼及其相关问题研究》一文钩沉，汉朝自天子至庶人，彩礼均以金钱为主。
皇家初期较克制，“汉高后制，聘后黄金二百斤，马十二匹；夫人金五十斤，马四匹”，可到汉惠帝（西汉第二个皇帝）时，娶后聘礼已“黄金二万斤，马十二匹”。汉平帝娶王莽女儿为后，按制给“黄金两万两，为钱两万万”，王莽只受4000万钱，群臣为他抱屈：“今皇后受聘，逾群妾亡（无）几。”可见此时皇帝迎娶，亦花费惊人。
臣民效法皇家。弄臣东方朔娶妻，费10万钱，“用所赐钱帛，取少妇于长安中好女”。董卓娶妻，“聘以辎车百乘，马二十匹，奴婢钱帛充路”，施伟估算，至少160万钱。富商亦踵武，“货殖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倾家竭产”。
汉成帝曾颁诏，禁“车服、嫁娶、葬埋过制”，东汉章帝也指责贵戚“奢纵无度，嫁娶送终，尤为僭侈”，明令禁止。但正如汉安帝所说：“设章法禁，恳恻分明，而有司惰任，讫不奉行。”
秦汉之交，战争惨烈，六国旧贵族纷纷凋零，汉初军功集团多起于布衣，他们的后代为了装贵族，竞奢斗富，“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世风始终难逆转。
破落贵族开始卖婚
汉亡，许多贵族世家转贫，与彩礼多的寒门通婚，即“卖婚”（收彩礼不给嫁妆）。
学者顾向明在《中古时期的士庶婚姻及“卖婚”习俗》中钩沉，北魏文成帝曾颁诏：“夫妇之义，三纲之首，礼之重者，莫过于斯。尊卑高下，宜令区别。然中代以来，贵族之门多不率法……今制，皇族、师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与百工、伎巧、卑姓为婚，犯者加罪。”北魏孝文帝也下旨：“皇族贵戚及士民之家……不与非类婚偶。”
婚姻是当时选官的重要标准。北朝“每选举人士，则校其一婚一宦，以为升降”，南朝“不覈（音同合，意为核查）才德，其所进取，以官婚胄籍为先”。
魏晋时，琅邪王氏、陈郡谢氏等近百家山东大族南迁，南朝士族经孙恩起义、侯景之乱，多数衰落，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赵郡李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得以跃居山东士族首位，号“山东五姓”，但“世代衰微，全无冠盖”。幸“山东士人尚阀阅（古代贵族门前有两柱，左名阀右名阅，用来题记功业，代指家世），后虽衰，子孙犹负世望，嫁娶必多取货，故人谓之卖昏（婚）”。
宋朝男性压力大
宋人重彩礼，因身份制崩溃后，连“宗女当嫁，皆富家大姓以货取，不复事铨择”，想凸显身份，只能多花钱。
据学者霍明宇在《“尚财”还是“尚礼”》中钩沉，司马光提出严厉批评：“今世俗之贪鄙者，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至于立契约云某物若干、某物若干，以求售其女者。亦有既嫁而复欺绐（欺骗）负约者，是乃驵侩鬻奴卖婢之法，岂得谓之士大夫昏（婚）姻哉？”从宋代起，婚书中往往加入彩礼的细目，以备将来打官司。订婚不是成婚，如女方悔婚，男方可索回彩礼，且“倍之”（得到彩礼同额度的罚金）。
宋代彩礼负担重。敦煌文献中，有北宋初的《邓家财礼目》，是一份完整的彩礼清单，有衣物20多套（件），用了贴金、银泥等工艺（违反了当时的法律），高档丝织品数十匹，还有“联盏一副、油酥四驮、麦四载、羊二十九口、驼二头、马二匹”，夫家且自谦“至惭寡薄，实愧轻微”。
因彩礼太高，导致“内多怨女，外多旷夫”，在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溺毙女婴”的恶俗。
旧方案难解新问题
明清时，主流舆论提倡“嫁女择佳婿，毋索重聘，娶妇求淑女，勿计厚奁”。学者赵露露在《近代婚姻重财现象分析》中钩沉，在淮河流域，清末时彩礼尚轻，“六礼之中，问名、纳彩犹合古礼，不论聘财，随女家之力以备资妆”。民国时，论财之风大起。成“惟问名之礼，嫁必索钗钏数事，以黄金为之，无此则不悦，庶民多效之”。
赵露露认为，彩礼增加，或与战争频仍、民间困窘有关；或与人口减少有关；或与近代观念传入，人们对财富的渴望压倒了传统有关……还有一点不容忽视，随着社会转型，传统已无法匹配现实需要，部分个体因难以取舍，转向极端自私。
学者王笑珂在《彩礼制度的社会功能变迁》中，钩沉了学界关于彩礼作用的四种说法：
婚姻挤压论：男多女少，造成彩礼上涨。
婚姻偿付论：女性出嫁后，娘家损失了劳动力，彩礼是补偿。
婚姻资助理论：彩礼归新婚夫妇所有，是父母资助。
财产继承理论：许多新郎鼓动女方要高额彩礼，变相继承父母的财产。
四种说法试图解释彩礼的“合理性”，但只有基于家族立场，才能成立，与现代社会提倡的婚姻自由相悖。
彩礼制度会随着时代进步而消亡，现代人应与时俱进，不应总幻想用旧方案解决新问题。
(据《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