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谱录是中国古代极具特色的一类植物专著，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已有一些学者对谱录类著作作了相关研究。《与花方作谱：宋代植物谱录循迹》就是这样一部专门研究植物谱录的中国植物学史著作。
本书的作者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久保辉幸。在中国科学院读博期间，他对宋代植物专著及宋代文人的生物观作了极其深入的研究，并将研究成果汇集成书，全面系统地梳理了宋代及宋代以前主要的植物文化概述、谱录的出现与发展，以及宋代竹谱、桐谱、花谱、茶书、食用植物谱录的发展流源。与同类书籍相比较，此书有两大突出特点，一是除了研究植物谱录本身，还追溯了编撰者编撰谱录的起源、目的、背景等；二是阐述了宋代植物谱录的繁荣与工笔画的演变关系。
从历代已知的植物谱录中不难看出，植物谱录是宋代科技史的一个突出特色。宋代大约320年间，至少涌现出了87部植物谱录，以花谱为主，经济植物谱录为辅。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是现存最早的牡丹谱，在谱录中的地位不言而喻。在《与花方作谱》中，作者追溯了《洛阳牡丹记》的成书过程。书中提到，《洛阳牡丹记》是欧阳修赴洛阳任西京留守推官时期撰写的，虽然在书中未提及成书年份，但从他撰写的《洛阳牡丹图》一文中可以推断，他在洛阳时已执笔记录下了牡丹花品种，大概临近离开洛阳时完成此记，欧阳修还将其赠予挚友蔡襄，由蔡襄执笔书写并刻于家中，蔡襄临死前曾派人将拓本送给欧阳修。
宋代是中国绘画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尤其是工笔花鸟画在北宋宫廷绘画中占据了主要地位。从书中可以看出，宋代工笔花鸟画的演变、发展与植物谱录息息相关——为了植物考订的准确性，就必须通过文本与图像的共同配合来传达信息，植物谱录绘图为画者提供了很好的摹绘范本。因此，植物谱录的另一个价值就是将原本属于本草知识范畴的图像引入纯粹的绘画艺术领域，实现了本草图像知识向绘画艺术的跨领域传播，如《本草品汇精要》《救荒草本》中的植物插图就令众多画者争相摹绘，并在摹绘的基础上进行绘画创作。
《与花方作谱》一书中，插入了诸多国内外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收藏的植物绘图，为本书增色不少，如在《荔枝谱》中引用了宋徽宗的《翠琴荔枝图》，在《牡丹谱》中引用了沈孟坚的《牡丹蝴蝶图》，在综合性花卉谱录中引用了李嵩的《花篮图》，这些画作的引用凸显了宋代植物谱录与工笔绘画发展的密切关系，增强了图书的艺术欣赏性与收藏价值，让读者爱不释手。（据《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