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佐遗址碳化水稻
堇鼎，现藏首都博物馆。此鼎铭文显示，驻扎于北京附近的燕侯派遣堇将“饴”送给远在关中宗周的父亲太保召公奭，召公赐给来使堇以宝贝。
《孙子兵法》云：“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今天，酸、甜、苦、辛、咸五味之变酝酿出千万种不同的美食，共同构成中国人引以为傲的美食文化，并日复一日地为数以亿计的人们创造难以取代的快乐。而这一切，又是从哪里开始的呢？
70多万年前有烧烤？
1978年，贾兰坡、王建两位学者在山西省芮城县西侯度旧石器遗址发现燃烧过的骨、角和马牙化石，西侯度遗址的绝对年代在约180万年前。如果此说成立，则该遗址是世界范围内人类利用火加工食物最早的例证。可惜由于缺乏更多证据，西侯度最早的用火遗存并未被学术界广泛接受。而在著名的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中，学者们发现灰烬堆、被烧过的兽骨等用火遗迹，距今约77万年，在2009年的最新发掘中，还发现多处、多层分布分散的灰烬堆，这证明北京人用火并非无意为之的“偶发事件”，而是长期有意使用、保护火堆。这些发现将我国境内人类的用火历史上拉至77万年前，与公认最早的以色列约79万年前的用火遗迹相差无几。
对火的运用给予多高的评价都不过分，火的使用大大提高了古人类的生活质量。被火炙烤过的肉食，不仅在美拉德反应中获得令人愉悦的香味，更在炙烤中杀灭了致病菌和寄生虫，使得以狩猎为生的古人类健康状况大为改善，寿命延长，人类族团得以扩大，知识的交流和传承也更加频繁。《韩非子·五蠹》中：“（上古之时）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便是对这段古老记忆的回溯。火的使用大大提高了古人类的生活质量，开创了人类文明新纪元。
宁夏银川水洞沟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古人类活动遗址。从该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可以看到，在距今约2.7万-2.5万年的地层中，古人类主要食用的猎物为蒙古野驴、普氏原羚、水牛和披毛犀等大型哺乳类动物。而在距今约1.2万年的地层中，兔、獾、鸟类、啮齿类和爬行类动物等小型动物的骨骸也混杂在大型猎物之中。
同时被人类采食的还有水生鱼虾贝壳、植物果实根茎和种子等，得益于火烤的广泛运用，这些或充满寄生虫（鱼虾贝类），或带有毒性（植物块茎）的食物终于能够成为人们的盘中餐。
一万多年前有米饭？
小草会将大部分能量以淀粉的形式储藏在种子之中，这对于人类来说简直是天赐的食物。营养丰富的植物种子能够很好地弥补古人类的热量缺口，并且只要保存得当，这些种子就能大量储存帮助人们度过冬天。人们开始刻意收集这些种子，并在聚落周边进行播种，并选择其中高产、不易脱穗的产物有意或无意地在此种下。这些后来被称为“谷物”的禾本科植物（如小米、水稻）终于得到人类的利用和驯化。
到4000年前王城岗、瓦店等遗址明确出土了完全驯化的大豆，古人的食谱进一步丰富起来。到约4000年前，经中亚、新疆通道，小麦从遥远的西方传入中国，到那时稻、黍、稷、麦、菽（豆类）五谷终于齐备。
在人类定居的同时，猎人们也将一时吃不了的动物幼崽豢养在聚落中，以多余的粮食喂养这些“储备食品”。慢慢地，这些野兽习惯与人类共同居住，并演化出若干适应家养的特征。在约1万年前的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中，发现明显区别于狼的家犬遗骸；而在约9000年前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和稍晚的武安磁山遗址中，学者们都发现了猪的骨骼，其中一些已经脱去野猪的特征，这表明在这个时代家猪的驯化已经开始，我们的祖先拥有稳定的肉类供应。
总而言之，随着粟、黍、稻等农作物的驯化和种植推广，以及陶器的广泛运用，如果你穿越到8000年前的古华夏大地，虽然此时很多你熟悉的食物还没有出现，但是起码已经可以吃到小米饼、大米粥、豆粥，如果运气好甚至能够吃到烤得冒油的猪肉。总而言之，农业、畜牧业在这个时代虽然还未完全普及，但是其席卷人类社会的趋势已经形成，中国人“民以食为天”的历史大概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什么时候有了“五味”？
咸为百味之王，“五味”中其他“四味”缺少不过是口中滋味贫乏，缺了咸味却会要命，咸盐——氯化钠摄入不足不仅会让食物食之无味，还会让人软弱无力、无法劳作，更严重的情况下甚至会危及生命。因此，历朝历代都将盐视为重要的战略物资，商王朝取代中原的夏王朝后不久，便重兵深入晋南地区，将河东盐池控制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为便于食盐运输，更是在今天的夏县东下冯建立坚城，在城中建造可囤积数十吨食盐的圆形盐仓。直到今天，这些盐仓遗迹的底部仍残存着高浓度的食盐，这可以说是历史上最早的食盐官营。依靠着对食盐和青铜的垄断，早商建立了辉煌的青铜文明。
甜味能给人带来其他四味无法匹敌的满足感，那么商周人是否能享用甜的欢愉呢？从考古发掘上看，当时居民获取甜味的主要渠道可能是采集各种野果，如山东济南大辛庄的商代居民就有采集酸枣、大枣、野葡萄等水果作为补充食物的习惯。而更加纯粹的甜味则相当昂贵，如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墓地中出土的一件青铜鼎铭文为：“燕侯命堇饴大保于宗周。庚申，大保赏堇贝，用作大子癸宝。”铭文中，驻扎于北京附近的燕侯派遣堇将“饴”送给远在关中宗周的父亲太保召公奭，召公赐给来使的堇以宝贝。其中的“饴”即精制的麦芽糖，所谓“甘之如饴”是也。燕侯是周王朝最具权势的诸侯之一，召公则是西周开国的柱石，对这样的两位高级贵族来说，甘甜的麦芽糖尚且是难得的珍馐，需要跨越千里长途运输才能吃到。可见在当时，平民百姓要吃到甜味可能难度不小。
通过发酵手段获得酸味可能不算难事，尤其是在酿酒活动较为普遍的商周时代更应当不存在疑问。而酸梅在当时可能是另一种提供酸味的重要调味料，在商末周初的陕西泾阳高家堡墓葬的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在出土的青铜鼎腹内除发现麅、羊等牲畜的骨骸外，还发现炭化的梅核，可见当时的人们在烹饪时加入酸梅以获取其酸味。（据上游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