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梧兮客
接到老姐的电话，是一个黄昏。窗外的梧桐叶，被夕阳染成半透明的血色。风里，带着寒意。电话那头，姐的声音哽咽着，像一根绷得太久的弦，终于禁不住扯开了一道口子：“快回老家陪陪爸吧，他恐怕时间不长了。”
我立马从金华赶回安徽老家。刚到家门口，父亲痛苦的“哎哟”声不断从门缝里渗出来，细细的，颤颤的，像快要熄灭的烛火在风里抽搐的声音。我站在门外，腿先软了三分。从前每次回来，父亲总是早早站在门口笑眯眯地接我，如今我还是不相信，他真的不能再接我了；那堵墙，是真的要塌了。
我推门进去。他侧躺着，身子蜷成小小的一团，被子底下那副骨架的轮廓，像路边枯干了很久的树。
当天晚上，我说：“爸，这几天我陪你睡吧。”父亲眼神里闪出一丝光亮，点了点头。傍晚他特地叫母亲替他擦洗了身子，还指定要换一件我穿过、后来送他的半新衬衣。那是件灰色的棉布衣，是他住院时我临时给他换洗用的。母亲替他穿上，扣子一颗一颗系好，袖口翻得齐齐整整。他躺下的时候，嘴角动了动，像是在笑。
那一夜，我睡在他脚边。老床的漆已经斑驳，雕着的喜鹊和梅花只剩下模糊的起伏。我躺下来，脚边是他温凉的身体。隔着被子，我能感觉到他那颗心跳得很慢、很轻，像一只疲倦的钟在完成最后的几圈。月光从木格窗里漏进来，洒了一地惨白。虫声细细碎碎地响着，像压了又压的抽泣。不知什么时候我睡着了，睡得很沉、很安稳，像回到了小时候。
第二天一早，母亲就把我拉到一边，压着嗓子说：“别再陪了。”我以为是挤着他了。母亲摇摇头，眼眶红红的：“你爸怕吵着你，硬是咬了一夜的嘴唇，一声叫喊都没敢出。”
我转过身去。晨光里，他嘴唇上留着一圈淡淡的血痕。他看见我在看他，牵了牵嘴角，那笑容薄得像一片落在急流上的叶子，还没来得及看清，就被冲走了。接着，熟悉的“哎哟”声又响起来。
我知道，父亲还想活下去。
有天下午，他坚持叫医生来抽取胸腔里的积液。他侧卧着，脊背上骨头一节一节地凸着。粗长的针管对准骨缝扎进去，暗红色的液体缓缓流出来。一管，两管，三管，四管。他一声不吭。额上的青筋一根一根爆出来，身体颤抖着，一只手摁着床沿，一只手紧紧攥着床单。母亲背过身去抹眼泪。抽完了，他慢慢松开手，床单上留着五个深深的指印。
那五个指印，分明是他在用最后的气力告诉我，他还要撑，还想活。
半个月后，单位催回。我坐在父亲床边一整天，一直不敢开口。第二天早上，我俯下身，贴在他耳边说：“爸，我要回去上班了。”
那时的父亲，已虚脱得一个星期都未曾睁开眼。我一说完，他怔了一下，然后微微点了点头，喉咙里挤出一句话，薄得像打碎的瓷片：“工作要紧，走吧。”
我慢慢直起身，替他整了整那件灰衬衣的领口，摸摸他的手，拉了拉被角。然后转过身，朝门口走去。短短几步路，我是那样的无力和艰难，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
走到门口，我还是回了下头。
就是那一眼，让我刻骨铭心。
竟然，那双医生说再也不能睁开的眼睛，此刻却大大地睁着。此时的父亲，在不顾一切地望着我。那眼神，是他生病以来从未有过的专注和冷静，像从很深很深的水底浮上来，又像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赶回来。
那目光，像一台没有阻力的穿透机，毫不回避我的回视。缓缓地，从我的头看到脚，又从我的脚看到头，反反复复地，竭尽全力地，在久久地凝望着我。
我动弹不得。他也动弹不得。我们父子就这样隔着几步的距离，没有对话地彼此望着。那个瞬间，时间似乎静止了。
那一刻我明白，他是用最后的生命来换取这一眼。他坚定地要把这最后一眼看够，要仔仔细细地、从头到脚地，把他儿子的样子全装进眼睛里，带着上路。
直到我再也憋不住了，逃也似地转过身，走出了他的房间。
一个月后，父亲走了，带着我们父子彼此对视的最后一眼。
那一年，父亲还不满62周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