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伟文
想起那些年运麦秸的日子，如同做了一场梦，时隔多年，依然萦绕于心。
上世纪80年代末期，种小麦是村里每家每户的头等大事。开春后麦子割完，麦秸堆积成山，金黄色的麦秸在太阳下晒得发白，远远望去像一座座矮矮的草垛子，散发着干燥的、带着泥土腥气的味道。这些麦秸被源源不断地送进造纸厂。武义南部的麦秸，大多卖到地缘近、价格稍高些的松阳县造纸厂。
武义柳城到松阳约25公里，中间要翻一座海拔千米、地势险峻的寨头岭。寨头岭全程盘山，弯急路窄，边上悬崖峭壁。往下看一眼，谷底的房屋小得像火柴盒，云雾在山腰缠着，风一吹，露出深不见底的崖壁。车子开上去，眼睛不敢往下瞟，心里直发怵，手心全是汗。每年麦收后的那个月，路上不分昼夜，每天有几百台手扶拖拉机和小四轮在抢运麦秸。车上的麦秸捆得像一座座移动的草山，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颤颤巍巍地挪着。远远听去，发动机的嘶吼声在山谷里回荡，像一群老牛喘着粗气。
看到村里有机手贩运麦秸赚了钱，退伍回家的第二年，我咬牙借钱买了辆小四轮，兴致勃勃地加入贩运麦秸的队伍。在运完自家麦秸的同时，也去农户家收购麦秸。有一回，麦秸运到造纸厂已经晚上九点多。厂区的路灯昏黄，飞蛾围着灯泡乱撞，投下细碎的影子。排队等着过磅的麦秸车辆像一条长龙，有武义运去的，有松阳本县的，一直等到深夜十二点。下一个就轮到我了，验收员走过来，高高举起右手，在我车前刀劈似地往下一划：“今天收到这儿，后面的明天再收。”一句话，干脆利落，像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夜深人静，我蹲在车旁边，蚊子围着嗡嗡大叫，叮得我浑身是包，又痒又疼。实在熬不住，就在厂区里来回踱步，脚下的碎石被踩得沙沙响；困极了，钻进驾驶室，趴在方向盘上打个盹，迷迷糊糊中还能听见远处稻田里的蛙鸣。
次日早上，终于等到八点开秤，我排第一个。验收员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铁钩子，往我车上的麦秸堆里猛地一插，钩出几根，板着脸扔下一句：“湿的，拉去晒过再来。”就这一句，就没有任何商量余地了。我只好拉着麦秸到厂外，找块空地停下车子。把麦秸一捆一捆卸下来，解开绳子，摊开晾晒。太阳从东边一寸一寸挪到头顶，又一点一点往西沉，麦秸在烈日下蒸腾出淡淡的草香，混着泥土的腥气。晒到太阳西沉，天边的云被烧成橘红色，再一捆一捆把麦秸捆起来，搬上车，加固绳索，重新到造纸厂排队。一趟麦秸运了两天，可人家一天就能跑两趟。那时候我心里憋着一股劲，却也明白了一些事。
有一次，头天晚上装好一车麦秸，没来得及盖雨布，想不到夜里突来一场暴雨，雨点砸在瓦片上噼啪作响。我从睡梦中惊醒，心里咯噔一下，知道坏了。第二天雨还在下，淅淅沥沥，天地间一片灰蒙蒙。我心想，既然装上车了，就运去再说。寨头岭的路，沟沟壑壑，下了雨更湿滑，泥浆溅起来糊满了车轮。在平田村前的陡坡上，后轮陷进了坑里，车头翘起悬空60多厘米，像一匹受惊的马，前蹄高高扬起。围观村民生怕车子翻入百米深的山崖，一个个闭了眼睛不敢看。好在我车是后轮驱动，咬着牙挂上低速挡，油门踩到底，发动机发出嘶哑的吼声，挣扎了半天终于脱离险境。到造纸厂过磅，麦秸重3500多公斤，验收员倒也爽快，瓢泼大雨也没有拒收，只是拿起笔“唰唰”几下扣了百分之七十水分。我看着单子上的数字傻了眼，这一趟连本钱都赔了。
雨天运麦秸辛苦，更辛苦的是大热天，太阳毒辣辣地悬在头顶，柏油路面被晒得发软，踩上去黏糊糊的。有一回，我刚起运，车子刮到了人家大门，麦秸也翻倒一半，只好全部卸下重装。装好运到寨头岭脚下一个转弯处，谁知平时整天运砂石料湿水的木头车厢底早就霉烂，木头芯子一捏就碎，与车架脱了扣。整车麦秸连车厢一同翻入了路沟，轰隆一声，像一座小山塌了，只剩驾驶室连着光秃车架子还在路上。我下车后懵了，呆立半晌也无计可施，看着路沟下的一堆东西真想不要了。可我还是耐着性子，下去解开绳子，一块一块捡起散架的车厢板，搬回路上，绑到车架上，拉回家找木匠重新做好车厢，第二天匆匆返回原地，把路沟下的散乱麦秸一捆一捆重新捆过。我找来一块尖石在陡峭的山体上抠出点脚踩的台阶，把麦秸一捆一捆背到路上，重新装车。这些麦秸经太阳一烤，又干又滑，抱在身上像泥鳅一样往外溜。装上车跑了不到五里路，整车麦秸又斜着滑到地上。这时天已黑，孤山野岭，四周只有风吹过树梢的呜呜声，面对满地散乱的一车麦秸，黑乎乎的，伸手不见五指，绳子断了没地方找，也接不上。实在没办法，我干脆把车和麦秸丢在路边，搭别人的车回了家。第二天拿着柴刀回去，在山上砍了些软韧的藤条，把地上的麦秸一捆一捆捆起，重新装车。这一车麦秸，整整折腾了三天，人累得散了架，骨头缝里都透着酸。
有一回，卖完麦秸空车返回，在寨头岭我紧跟在农用车后面跑得飞快，山风从车窗灌进来，呼呼作响。迎面转弯处突然顶上来一辆装满麦秸的农用车，像一座移动的草山朝我压来。我惊慌失措，脑子里一片空白，吓得死死踩住刹车不放。可空车下坡，前重后轻，惯性太大，方向失灵。车子猛地向左边的山岩撞去，眼看要撞上了，车头却突然来了个180度急转弯，轮胎在地面上擦出刺耳的尖叫，横跨公路猛地向百米山崖冲去。“啊！”我大叫一声，以为自己将粉身碎骨。话音刚落，车戛然停住，整个世界突然安静下来，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像擂鼓一样咚咚响。坐在副驾上的连襟脸色惨白，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我们坐在车上一动不敢动，生怕吹口气车子就要掉下去。缓过神来，下车查看——原来车子撞翻了路边的石柱，前轮的横杆正好卡在那根石柱上，是这石柱救了我们的命。那根石柱歪歪斜斜地立在崖边，像一个沉默的守护神。这惊险的一幕，农用车驾驶员看得清清楚楚。他停下车走过来激动地说：“命大，命大，这要是下去，车毁人亡。”后来他用绳子将两车绑在一起，把我的车拉回了路上。
我开小四轮参与运麦秸三年。每年在运麦秸的一个月里，二三百台车子的机手不分日夜地奔忙，像我一样碰到的事比比皆是。如今，村里的麦田大多改种了经济作物，松阳造纸厂也早已关停，寨头岭的路已在半山腰打通了一条隧道，车辆来往不用爬寨头岭了，岭边上的村庄搞起了民宿，道路也重修并硬化，墨绿的青山也越发广袤，似乎已掩盖了当年那路的凶险，也掩盖了机手们奋斗的历史。运麦秸的事早已随风而去，可刻在我骨子里的烙印怎么也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