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良玉
上海杨浦区国福路51号，是一栋西班牙式别墅建筑，风格独特，据说是20世纪30年代的建筑。它占地150平方米，建筑面积达300多平方米，新中国成立后，复旦大学买下此屋修缮一新。
别墅四周筑有围墙，围墙之外是大片农田，围墙内西侧种植了好几排葡萄藤，收获季节果实累累，因此常引来好多男孩翻墙采摘品尝。陈望道先生（下面均称“父亲”）怕孩子摔伤，让学校绿化组移植到校内。别墅因为屋顶覆盖绿色琉璃瓦，复旦人称它为“绿屋”，常有同济大学学生来此写生。
一
1956年，学校领导劝说父亲从复旦大学“卢山村”（如今称复旦第一宿舍）搬出，住进此屋。他一直不肯答应，因为当时家中只有三人居住，觉得那房子太大。经过学校多次说明这是工作需要,他最终才勉强答应，但提出要将校内的语言、逻辑、修辞研究室搬到此楼底层办公。这个语言、逻辑、修辞研究室即后来的复旦大学语言研究所，也是全国高校最早成立的语言研究中心。研究室人员有郭绍虞、吴文祺、周有光、倪海曙、李振麟、胡裕树、蔡慕晖等。
当时父亲工作很忙，历任多个职务，因此后来此屋也成了经常接待校内外贵宾的重要场所。除了接待过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外，还接待了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和美国、日本的校长代表团等。2011年，国福路51号被列为杨浦区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又被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经修缮以《共产党宣言》展示馆（陈望道旧居）新貌对外开放。
在国福路51号，我先生陪伴父亲22年，我与父亲朝夕相处也达10年之久。每次回来，总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触摸着那些旧物件，瞬间会被无尽的思念裹挟，点点滴滴涌上心头，挥之不去。
二
父亲的事迹也许熟悉的人比较多，但对我婆婆蔡慕晖的故事，熟悉的人可能比较少。婆婆1901年5月出生在东阳一户医生之家，在家排行老大，下有五个兄弟姐妹。小学五年级时她父亲去杭州开设诊所，于是全家在杭州安家落户。1927年起在上海大学、中华艺术大学英语系任教，同时任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微音月刊》编辑。1928年与大弟蔡希陶合译《世界文化史》，1935年被公派留学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其间翻译《新道德标准之建立》和雅俗共赏的《独幕剧ABC》，1937年翻译《艺术的起源》。从1984年起，商务印书馆每年都再版重印婆婆1937年翻译的《艺术的起源》一书，同济大学把此书作为新生必修课教材。婆婆还翻译了《强者的力》《梁上君子》等。1931年，婆婆主编《微音月刊》和《女青年月刊》，1937年起任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1947年出席世界女青年会杭州会议，当选为世界女青年会理事，1950年任上海市妇联执行委员，1951年任上海震旦大学外文系代系主任，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进入复旦大学外文系任教，并且担任复旦校工会副主席，创办了复旦大学幼儿园。
父亲与婆婆1930年先在上海报纸上刊登一则结婚启事，回到东阳蔡宅举行了一场简单、浪漫的婚礼。老宅“乐顺堂”中央悬挂着孙中山像，长桌放着两束鲜花和两份彩色的结婚证书。不放鞭炮，不办筵席，婚礼中几个小学生在风琴伴奏下歌唱《春天的快乐》，然后拍了张全家福照片，前后不到一小时。
父亲1931年因保护左翼学生私自敲校钟不被开除而拒绝签名之事，得罪了当局，被迫离开了复旦。此后，他从事出版和写作，开设大江书铺。1933年应邀去安徽大学，人还没到，反动传单已到安大：翻译《共产党宣言》的赤色分子来校宣传啦！特务如影相随，父亲早早上了黑名单。为了避开监视和暗害，父亲应广西桂林师专邀请于1935年带学生夏征农、祝秀侠、杨潮等去了广西。1940年为避免汪伪特务迫害，他从上海辗转香港去了后方重庆北碚复旦大学，1942年任新闻系主任。为了给学生一个实习场所，1944年冒着酷暑募捐，创办中国高校第一座“新闻馆”，可收听延安新华社广播，他提出“宣扬真理、改革社会”的办系方针和“好学力行”的系铭。
婆婆蔡慕晖因身兼女青年会总干事之职，经常去全国各地讲演，1942年—1944年去印度、欧洲、美国等地交流，直到1944年下半年一直没有父亲音信才赶到重庆，方知父亲因劳累过度病倒，从此，两人结束聚少离多的生活再没分离。两位才华横溢、乐于奉献的伉俪，在学术上、生活上几十年如一日相互扶持。
三
婆婆1962年患脑瘤接受手术，1963年稍微康复后去青岛休养。她很喜欢街道上各种颜色的百日红（也称紫薇），回家时买了好多百日红树苗，种植在校园、国年路两边和国福路51号的园子里。1964年婆婆去世。每次陪同父亲出门散步时，他都会先默默伫立在紫薇树前许久。每到此时，我能深深感受到，他流露出对妻子无尽的思念。
婆婆常说，父亲这人像热水瓶，外面摸着冷冷的，里面可热着呢。在学校，父亲称呼婆婆蔡先生，在家里亲昵地叫她“慕”。作为妻子，她对父亲的照顾可谓无微不至。好多年后，父亲仍带着歉意告诉我，每次吃苹果，婆婆总是吃苹果皮，还说苹果皮的营养价值高。婆婆自己没生育过，而对丈夫前妻的子女竭尽全力，给他们提供生活和读书的费用。她自己非常节俭。每年上海出梅季节，我都会把箱子里的衣服拿出来晾晒，看到婆婆很多内衣都是打补丁的。父亲默默站在一边，要我把衣服折好存放，我知道存放的是他对妻子的想念和对我们无声的教育。
我先生和我之间有个默契的约定，无论谁下班早都会先去父亲身边，与他讲讲当天学校的事情。1975年的一天，我下班看他神情黯然，摸他前额不像感冒。他指了指婆婆的遗像，我说，你又想婆婆了。他说她的骨灰放在家里十多年了，应该入土为安。按照父亲的意愿，在小舅蔡希宁的陪同下，我们护送婆婆的骨灰到她老家东阳蔡宅安葬。
父亲对两个孙子疼爱有加，在遗嘱中特别提到“两个孙子聪明、活泼可爱，望你们引导他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为此我们对孩子从小严格要求，教育他俩一切要靠自己的努力。后来他俩分别考入复旦大学电子工程系、同济大学建筑学系。
光阴如梭，一晃父母亲离开我们半个世纪了，愿他们在天堂再无病痛、一切安好。
（图片由作者提供，除署名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