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一平
读书人总有自己的话题。曾经有一些著名作家，或由于偏爱，或出于执着，笔下出现一些相同题目的作品。早在宋代，苏洵、苏轼、苏辙父子就同时写过三篇《六国论》，各有特色。上世纪20年代，俞平伯、朱自清同游秦淮河，各自以《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为题，写了不同视角的抒情散文。上世纪80年代初，某大型杂志曾邀请几位著名作家，以《窗口》为题，发表过一组同题作品。当然，这些都是故意为之，以求吸引读者，达到奇效，近乎炒作。还有一些，则是不期而遇，是发自内心的共鸣，属于“明知故犯”，不妨称之为“撞车”吧。
譬如《萌芽》。上世纪30年代，鲁迅在上海主编过文艺月刊《萌芽》，只出了5期，就被查禁了。新中国成立后，上海有家青年文学杂志也叫《萌芽》，名气很大，出版至上世纪60年代中期停刊，改革开放后，又重新恢复出刊。有趣的是，法国作家左拉的一部长篇名著，也叫《萌芽》。
巴金先生在1931年写过一个短篇小说《狗》，匠心独运，构思独特，以象征的手法，形象地宣泄了自己的愤慨，作者本人也说它是“自己比较满意的一篇”。1941年，作者又写了一篇散文，仍题名为《狗》，抒发了对恶狗的憎恶之情，收在他的散文集《龙·虎·狗》之中。同一时期，巴金还写过一篇《大黄狗》，描写抗战中在昆明“跑警报”，对一条爱自由却又得不到自由的土狗充满了同情，读之让人感慨。到了1980年，巴老竟又写了名篇《小狗包弟》，借小狗包弟的悲惨遭遇，控诉浩劫中的惨无人道。篇末，作家深情地写道：“我怀念包弟，我想向它表示歉意。”巴老以《狗》为题的作品如此之多，时间跨度如此之长，令人惊奇感叹。
苦雨斋初出道时，写过一篇《鸟声》，11年后，他又写了篇《鸟声》，至1964年，这位八十老翁竟又写了一篇《鸟声》，真可谓与鸟声相始终了。他是大自然中的鸟呢，还是“笼”中的鸟呢？
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影响之广，可谓独步一时，作品的生活气息之浓，语言的流畅，自是有目共睹。不过，早在1948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就出版过一部电影剧本，书名也叫《艳阳天》，作者是鼎鼎大名的曹禺。浩然还出过一本散文集，叫《杨柳风》，与英伦作家格来亨的一部儿童文学作品《杨柳风》同名。
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有部中篇名作《白夜》，著名作家丽尼有部散文集也叫《白夜》，贾平凹的一部长篇，也叫《白夜》。贾先生似乎颇有意让作品同名，他有一部中篇小说叫《废都》，还有一部长篇小说也叫《废都》，当然后者的知名度似乎要大得多。贾平凹有一部小说名《高老庄》，与猪八戒相关的戏同名。他还有一部诗集名《空白》，与舒芜的一本散文集《空白》同名。
此外，也有增减个别字，略作变化而成的书名。如清道光年间，有一部《儿女英雄传》行世。上世纪50年代，袁静、孔厥合著了《新儿女英雄传》，两者题目虽基本相同，但题材相去甚远。再如，群起仿效续作的《后西游》《后红楼》《后三国》《后水浒》等等。影视界风行大量改编、翻拍同名的旧作品，这种做法，似乎可与崇尚红色的年代相媲美。如小说及电影有《红日》《红岩》《红旗谱》《红旗歌谣》《红孩子》《红灯记》《红色娘子军》《红珊瑚》《红灯照》《柯山红日》《红色风暴》《火红的年代》，《红霞》（歌剧）、《红嫂》、《红云岗》（京剧、芭蕾舞）以及《红松村的故事》、《红玛瑙集》（刘白羽散文集）、《红色的十月》等等，都是红字当头。
上世纪20年代末，某报曾刊登一篇《哑巴礼赞》，讽刺言论禁锢：“犹如湖南十五六岁的女学生们以读《落叶》而被枪决，同样不可思议。”作者在下面小心注释：“系郭沫若的《落叶》，而非徐志摩的《落叶》。”读一部小说，竟然弄到丧命，足见旧军阀统治之下，何等黑暗残酷，真是鲜血淋漓的同题作品啊。其实，徐志摩不但写过诗歌《落叶小唱》，还写有散文集《落叶》。他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书名就叫《落叶》，其中大都是自己的演讲稿，由北新书局1926年6月出版。如此看来，也真是不胜枚举了。
林语堂编过一份很有名的杂志，名曰《论语》，其刊名与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传世之作一模一样。1949年前后，东北、华东，以及南方印书店，曾相继出版了军旅记者马寒冰、缪岳、孟方、穆青等人的几本报告通讯集，书名竟然都叫作《南征散记》。
在下曾出于好奇，收集《喝茶》《吃茶》的同题散文，居然得十余篇，且都出自名人笔下。至于白居易的《长恨歌》，与王安忆的《长恨歌》，想来各位文学爱好者总都不会陌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