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玉梅/口述 孙媛媛 整理/摄
是机缘让我站上讲台
我不是金华市区人，也不是师范生，为什么会到这里来教书呢，也是机缘巧合。
我是永康人，生于1933年。到了该上学的年纪，正值打仗的年代，社会动荡，书读得断断续续，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我才开始正儿八经读书。1950年，我上了永康培建中学，到了初三，学校转为商校，分为商科和农科两科。我学了商科，想着毕业以后能找一份会计的工作。
可是找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并不容易。毕业以后我先在永康民主镇小学当了两个半月的代课老师，又去生产队里干活。我个子小，干活使不上劲，没一会儿就手上都是水泡。我有个同学在金华工作，她给我写信，让我也去金华市区找找出路。就这样，我从永康到了金华，住在天长巷21号，辗转在居委会里谋到一份工作。
1957年，我来到东郊大队，也就是现在的东关一带。说来也巧，当时政策号召每个大队要办学校，普及农村教育。由于我之前有过代课老师的经历，于是就被大队选中，成了东郊小学的一名老师。
再穷，读书也要有读书的样子
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大队自主办学很不容易，别说一间像样的教室了，就连课桌椅都没有。1958年，我们将两间储藏种子的农房打扫出来作为教室，就这样开始上课了。首期我们招了27个学生，8到12岁，几乎都是零基础。
周边造漆厂的工人子弟、空军部队子弟都有到我们小学来念书的。但是由于教师人手匮乏，当时我们只有3个老师，所以孩子们读到四年级结束，就得分流到周边的将军路小学、四牌楼小学等学校接着读五六年级。
当时的孩子们上学不易。一开始，学校里并不收学费，孩子们上学得自带小凳子。有的学生还要帮忙照看弟弟妹妹，有时抱着弟弟妹妹来上学。
我常常对他们讲，衣服旧一些不要紧，哪怕破了都没事，但一定要穿得干净。我在教室里常备针线，就是给孩子们缝衣服用的。有的孩子要早起做家务，来不及吃早饭，我说可以把地瓜带到学校里吃，但是地瓜皮不能乱丢。
困难时期，当老师得关心学生的日常生活。我始终觉得，穷没有关系，但读书要有读书的样子，我们照样可以做到讲卫生、守纪律。
到了1973年，学校开始扩建教室，家长们纷纷捐砖头，终于在1974年建成了3间教室和一间办公室。
家长怪我留堂太晚
第二天又来道歉
对待学生的学习，我是比较严格的。下午四点半放学以后，我会把功课没做好的学生留下来补课。但是有的学生心挂两头，毕竟很多人放学回家还要拔猪草、放牛。
有一次，放学后我在教室帮一名男生补课。他的爸爸气势汹汹地闯进来对我吼：“我的孩子是来读书的，为什么留他这么晚？”我愣了一下，虽然心里委屈，但还是好声好气对他说：“你别这么说，趁天还没黑，我帮他把今天的功课补好，不然会越积越多，明天还有明天的内容。我也知道孩子回家要放牛，补好课我就让他回家。”
第二天，这个爸爸又来学校找我，他讲：“林老师，对不起，我昨天酒喝多了。”我笑笑说，没关系的，你的儿子虽然现在成绩不好，但人是聪明的，你回去别骂他，只要孩子专心、努力，就会好起来的。
当时，我主要负责教一二年级的语文和算术。那个年纪的男生免不了调皮捣蛋。我记得班里有个姓许的小男孩，家里条件不好，人又好动，常常把鼻涕随意擦在袖口，数学总是考不及格。
我对他讲，老师不会嫌你家里穷，但你一定要专心听课，读好书长大才能有出息。我还把优秀的学生作业翻给他看，希望他找到学习的目标和榜样。他长大以后办了厂，有一次开小汽车来接我去吃饭，我觉得挺不好意思的。
过去我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放学以后去家访，了解学生家庭情况和思想动态。我常同他们讲，现在日子苦一些，将来都会好起来的。
到了1987年，东郊小学改名为东市街小学，一年后，我结束了30年的教学生涯，正式退休。现在一晃退休已经38年，我依旧住在学校附近，看着学校发展日新月异、孩子们有丰富多彩的活动，我的内心很是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