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章果果/文 楼冀阳/摄
“余百无一嗜，惟对新闻事业乃有非常趣味，愿终生以之。”邵飘萍这句对于新闻人生的赤诚告白，百年之后仍被频繁引用。
这是1924年邵飘萍写给曾任《京报》编辑的潘劭昂信中的一句话。正因这“愿终生以之”的非常趣味，那一年，他“不惜报务之冗繁，神形之已瘁”，挑灯夜战月余，写成《新闻学总论》一书。而在此之前一年，北京最热的夏天，他挥汗执笔，写就《实际应用新闻学》。
这两部中国新闻学初创时期的珍贵文献，百年来屡经再版，影响深远。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它们的手稿并未消失，而是由著名藏书家姜德明先生收藏。2025年11月，姜德明子女将这两部珍贵手稿无偿捐赠给中国新闻和印刷博物馆入藏。
4月16日，记者在中国新闻和印刷博物馆见到了这两部手稿。时隔百年，当我们看见泛黄纸页上清晰有力的墨迹，读着一句句依旧滚烫的话语，这位新闻界先辈仿佛从历史深处缓缓走来——
见字如面。
方汉奇一锤定音： “这是邵飘萍的手迹”
据悉，去年6月，中国新闻和印刷博物馆联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希望能为两部邵飘萍新闻学专著手稿做鉴定。
邵飘萍手稿？这无疑是令人兴奋的发现。邵飘萍手迹存世的多为书信、条幅，专著手稿还是第一次听说。
去年6月4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新闻学院副院长王润泽组织熊澄宇、程曼丽、赵云泽等几位学界专家，共同组成鉴定小组，进行了一次鉴定。
手稿有两部。一是《实际应用新闻学》，一是《新闻学总论》。前者装订为上下两册，全本，首页开头写：实际应用新闻学，一名“新闻材料采集法”，邵振青飘萍初稿。后者呈散页状，非全本，留存绪言部分至第六章，首页开头为：新闻学总论，国立法政大学新闻学讲义，邵振青飘萍讲述。两部手稿字迹清秀中见骨力，多数页面有墨笔、朱笔的修改痕迹，并标有出版标识符号。
“大家看了后都觉得手稿的可信度很高。手稿笔迹和邵飘萍的笔迹非常相似，修改痕迹也符合民国时期书稿修改特点。”王润泽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文献中心藏有一批邵飘萍书信，鉴定小组也专门调取了书信细细比对。
“为进一步确认，我们带着手稿去了方汉奇先生家。”方汉奇是中国新闻史学泰斗，深耕新闻史学领域70多年，对邵飘萍有很深的研究，见过不少邵飘萍字迹。“方先生拿着书稿翻阅，第一句话就肯定地说：哦，这是邵飘萍的手迹，是他的字迹。”
就这样，方汉奇一锤定音。
时隔大半年对记者说起手稿鉴定经历，王润泽依然有些激动。王润泽深研民国新闻史多年，她说，留存至今的民国早期新闻学著作手稿非常少见。“能看到邵飘萍著作原貌的机会更是不多，这两部手稿保存得很好，非常难得。我翻阅时就在心里感叹，这是珍贵的文物，很有价值。”
那天，在场诸人都很高兴，鉴定完毕后一起合影留念。
我国最早的一部
新闻采访学专著
鉴定当天，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心主任、吴玉章特聘教授邓绍根因出差没在现场，然而对于邵飘萍这两部新闻学著作，他并不陌生。2008年，他和肖东发一起编了《邵飘萍新闻学论集》一书，作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丛书之一种。书中收录了这两部著作、邵飘萍散见于各报刊的8篇论文，以及纪念邵飘萍的文章，邵飘萍照片、书信等。
“《实际应用新闻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新闻采访学专著。”邓绍根说，“徐宝璜1919年出版的《新闻学》是国人自撰的第一本新闻学著作，为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后改名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讲课而写。邵飘萍也受邀讲课，因而形成《实际应用新闻学》初稿。他主要讲新闻采访，因此这本书有个副题，叫‘新闻材料采集法’。”
与徐宝璜不同，邵飘萍是新闻实务出身。如其在《实际应用新闻学》的“赘言”里所说，本书内容“系参考欧美、日本学者之专门著述，及自身十余年来实地经历所得，以极浅显之理论，供有志青年之研究”。
这“自身十余年来实地经历”可了不得。从《汉民日报》主编到流亡日本期间办通讯社，到给《申报》写稿、当驻京特派记者，再到创办新闻编译社、《京报》……基于邵飘萍自身丰富经验撰写的《实际应用新闻学》，用现在的话说，可谓干货满满，堪称“手把手教人当记者”实战教程。
“他在书中讲到独家新闻如何获取，采访的步骤写得很细。他讲记者待人要和蔼庄严、机警沉着。为做好现场采访，他建议记者充分准备，如完备日记簿、铅笔时计、名人简历、汽车号数表、照相机，要掌握化装术，会驾驶汽车，骑自行车，会发电报和电话采访。写作方面，要注意原稿外观、行文清晰、会打腹稿……讲得非常细。”邓绍根说，这些无不体现出该书的价值：实际应用。由此也可以想见当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学生们为何听了就能上手。“你看毛主席离开北京回湖南后，直接能办刊、写稿，后来还办了通讯社。”
而毛主席对这位老师、“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秀品质的人”念念不忘，到晚年仍称“我是邵飘萍的学生”，这是众所周知的故事了。
“新闻记者所以为社会之公人，
其价值亦即在此耳”
在《实际应用新闻学》中，关于如何当一名好记者，方法论方面，邵飘萍讲得全面细致，具体而微。而在价值观上，他在开头部分就已提纲挈领——品性为第一要素：
“所谓品性者，乃包含人格、操守、侠义、勇敢、诚实、勤勉、忍耐及种种新闻记者应守之道德。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泰山崩于前、麋鹿兴于左而志不乱，此外交记者之训练修养所最不可缺者。”
在《新闻学总论》一书中，他也谈到记者应具备虚怀之美德，又要有倔强之品格，“一所以纳善，一所以拒恶”：
“……夫新闻记者所处之地位，易受各方温和或激烈手段所侵迫……故必坚苦卓绝之士，蒙患难冒危险，知人生于世之真价，视他人之富贵势力如浮云……更有要者，新闻记者之天职，在平社会之不平。故苟见有强凌弱众暴寡之行为，必毅然伸张人道而为弱者吐不平之气，使豪暴之徒不敢逞其志，不能不屈伏于舆论之制裁。凡此皆须有倔强之性质者乃敢为之，自身之利害却有所不顾。新闻记者所以为社会之公人，其价值亦即在此耳。”
坚苦卓绝，蒙患难冒危险，知人生之真价，平社会之不平，自身之利害有所不顾……这是邵飘萍写给学子们的谆谆话语，又何尝不是他的人生自况——
在《汉民日报》期间，“忽忽三载，日与浙江贪官污吏处于反对之地位，逮捕三次，下狱九阅月”，然而，他说，“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蕲也”。
1915年12月，袁世凯公然称帝。邵飘萍应国内新闻界同仁邀请，匆匆返回上海，加入反袁护国斗争。其间，他以“阿平”为笔名，以犀利之笔，写下嬉笑怒骂文章。阿平，上海话的意思是：平不平？这个笔名，是“敢问天下平不平”。
1918年10月5日，邵飘萍创办《京报》，当天，他特意写了“铁肩辣手”四个大字挂在编辑部正面的墙上，以此明志并勉励同仁。
……
据《新闻学总论》“凡例”，写完这一本后，邵飘萍设想再写三本书，述及编辑、广告、发行等理论方法，集合为“新闻学丛书”。他原本认为，“若为时间心力所许，一年内拟足成之”。
然而我们再也无法看见这余下的三本书了。1926年4月26日，邵飘萍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以身殉报，慷慨成仁。
一代报人如璀璨流星，划过如磐暗夜。
《新闻学总论》的最后一节是“对读者之希望”，邵飘萍自谦地说：“灿烂光明之世界，尚在彼岸，所谓抛砖引玉，以羊易牛，冀他日名著如林，人才蔚起，则此书只应复诸酱瓿，留为笑柄……”
如今我们已置身于这灿烂光明之世界。读到百年前的灼灼字句，仍然不免为之心潮澎湃，为之深受鼓舞——
斯人已远，墨迹犹新。见字如面，风范长存。
（感谢中国新闻和印刷博物馆对本文提供的帮助，关于邵飘萍手稿的更多信息及背后故事，我们将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