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唐旭昱 文/摄
老屋的凤尾竹已经长到三四米高，风过叶摇，沙沙作响。
“它年纪比我大得多。”77岁的叶梅珠19岁嫁到汤溪镇下新宅村后，便一直住在这栋老屋里。“树是我老伴的爷爷种下的，那年他中了举人，买回来一株凤尾竹。”
这位晚清举人名叫戴鸿熙（1870—1928），是下新宅村历史上的名人。随着戴鸿熙撰写的石碑重回村落，他的故事再度被村民们细细念叨。
寻回石碑 宗谱印证渊源
1924年的下新宅村，墨香绕着宗祠。
这一年，戴鸿熙的晚辈在村里修建明德堂，邀请他撰写碑文。戴鸿熙欣然接受，将建祠的缘由、漫长的历程以及家族的传承与精神寄托一一写下。这方石碑此后便嵌在明德堂的墙上，守着戴氏族人的晨昏。
几十年后，明德堂失火倒塌，石碑被变卖，几经转手。
去年，事情迎来转机。戴彬从下新宅村走出去，近些年闲暇时偏爱研究古建筑，去年年末，偶然听闻这方刻有戴鸿熙笔墨的石碑，经过多方探听、辗转寻访，最终将石碑买回。
得知石碑被寻回，81岁的村民戴立成匆匆赶来。他的爷爷和戴鸿熙是兄弟，他唤戴鸿熙“二爷”。戴立成拿来宗谱，上面完整记载明德堂的碑记，内容和眼前的石碑碑文一模一样。
戴立成说，同是1924年，二爷还给一座桥写过碑文。此桥名高义桥，横在莘畈溪上，连接高义村和下新宅村。高义桥长约60米，八墩九孔，指南方向雕刻有雄鸡、雄鹰和鹞子。桥头立有石碑，碑文由戴鸿熙撰写。
汤溪小学退休教师赵风富仔细研究过这一方石碑。他介绍，碑文记述桥的地理环境及建筑情况，并描写村里人为建桥奔走的情形：“岁壬戌，丰君一清、禄贵、之藩、之纲、致和、之垣、之翰、育桢、曹君建寅等始议易之以石，并率其族人先捐巨款以为倡，于是邻里好义之士相与响应，亦皆量力佽助，遂以是岁仲夏，鸠工兴造，越癸亥季冬而工告竣，凡费银元四千有奇……”
石碑上还记录了捐款明细，戴鸿熙也捐了60元。
归乡扎根 躬身桑梓传文脉
叶梅珠住着的老屋便是戴鸿熙的故居。戴鸿熙生于此，长于此，最终也归天于此。
故居位于下新宅村的北边，离村中的千年古樟不远，青砖黛瓦被岁月浸得泛着旧色，墙体已有些斑驳。在堂前的天井，地面上铺着清一色的青石板。
光绪二十八年（1902），戴鸿熙高中举人，买回一株凤尾竹，栽在天井。乡人说，凤尾竹能带来好运和福泽，这株竹也成了戴鸿熙中举的见证。
当年的一株竹如今已分枝长出3株。叶梅珠守着老屋大半生，看着凤尾竹一年年长高。
下新宅村以戴氏为大姓，数百年间重学兴文，“下新宅笔头”的俗语流传至今。
关于戴鸿熙的故事，退休后回到下新宅老家居住的媒体人戴建东也很熟悉。“几年前，寺平村重修《兰源戴氏宗谱》，邀请我写一篇序，在翻阅百年前的旧谱时，发现当时序的落款是‘下新宅村举人戴鸿熙拜撰’。”戴建东觉得这是一种缘分，便慢慢了解这位乡绅名流。
戴鸿熙，字乐真，中举后东渡扶桑，就读于日本法政大学。回国后，他历任宁波儒学训导兼教谕、汤溪县官立九峰高等小学堂（汤溪小学前身）堂长、汤溪县修志局局长，民国时期曾主编《汤溪县志》。此外，他为汤溪县不少姓氏的宗谱写《续谱序》。
民国初年，“今玉”剧团来村里演出，戴鸿熙与几个学识渊博的侄儿同去看戏。侄儿邀他创作对联，并将“今玉戏场”嵌入联中，他略加思索，便吟出“今朝世界千般戏，玉石分明一下场”。
在汤溪镇陶寺村的忠烈祠内，有戴鸿熙题的诗：
《赞忠烈公》
旧苻不靖括山阳，佥宪陶君姓氏香。
杀贼雄心驰震电，捐躯壮节厉冰霜。
专祠合有褒忠典，三寨长留赴敌场。
千古英灵此关隘，白云犹作战旗张。
在下新宅村的宗谱里，还记录了两份关于戴鸿熙的荣耀：光绪二十三年，浙江巡抚廖寿丰题匾“选元”；光绪二十八年，浙江巡抚任道镕题匾“文魁”。
戴建东说，戴鸿熙归乡后，延续传统士绅“教化乡里、服务桑梓”的职责，积极参与乡村公共事务，以学识为依托，在乡中主持教化、调解纠纷，成为连接官方治理与乡土社会的重要纽带。“家族后人希望戴鸿熙故居能在保护中发展，在利用中传承。其蕴含的举人文化与乡绅精神，能与村落古樟、戴氏宗祠等资源联动，形成独具特色的乡土文化体验场景。”
戴鸿熙的事迹未被详尽载入史册，却在村落记忆与宗族口述中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