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金生
“吾乡吕成公，实接中原文献之传。公殁始百余年，而其学殆绝，濂窃病之。然公之所学，弗畔于孔子之道者也，欲学孔子，当必自公始。此生乎公之乡者，所宜深省也。嗟夫，公骨虽朽，公所著之书犹存。古之君子有旷百世而相感者，况与公相去又如此之甚近乎？”这是宋濂在《思媺人辞》中发出的喟叹——吕学日渐式微，殆至绝灭。
吕学，就是以吕祖谦为代表的东莱吕氏所传所创之学，也被认为是狭义的婺学。吕祖谦与朱熹、张栻并称为“东南三贤”。清代全祖望把吕祖谦的“吕学”与朱熹的“朱学”、陆九渊的“陆学”并称为南宋理学三大学派。据徐永明《宋濂年谱》记载，《思媺人辞》作于至元三年（1337）前后，其时为元朝末年，宋濂年近而立。当时，最为昌炽的是朱熹之学，经由朱熹本人和黄榦以及“北山四先生”的接续努力，金华成为朱子学的热土，被朝廷看作是朱学嫡传正脉。由于多种原因，真正具有金华本土特色的吕学，正走向“殆绝”。对此，年轻的宋濂深感忧虑。
写成《思媺人辞》后，宋濂把文章寄给好友王袆（字子充，义乌人），王袆作《思媺人辞后记》云：“景濂生公之乡，特起而拔出，其学博，其志笃，恒以吕氏之学不讲为己忧，而不胜夫景行之思，思之不可见，故辞而著之，托物连类，婉而成章，其意盖眷眷焉，是殆将以吕氏之学为学者乎？”可见，“以吕氏之学为学”，以传承与弘扬吕学为己任，是宋濂在当时的自觉选择。
宋濂“独念吕氏之传且坠，奋然思继其绝学”（王袆《宋太史传》），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吕学是经史文献之学、经世致用之道，又是见性明理之学、治学育才之道，在元末尤显其济世救时的力量；二是宋濂先后师从吴莱、柳贯和黄溍，三位都是大师硕儒（吴、黄有“东莱后学”之称），对吕学有高深的造诣，宋濂深受诸位老师的影响；三是宋濂志存高远，本非池中之物，他用大格局来看学问，当然会更强烈地认同于讲究弘道明理、兼容并蓄以经世致用的吕学。
弘道明理 学宗孔孟
东莱吕氏是宋代极为显赫的世家，从北宋开国到衣冠南渡，吕氏家族世代为官，累朝辅相，久盛不衰。同时，吕氏也以传承中原文献之学而著名，《宋元学案》收录了自吕公著开始的吕氏家族七代22人的著作，吕学成为一代之显学。从吕祖谦的著述看，有《书说》十卷、《吕氏家塾读诗记》三十二卷、《春秋集解》三十卷、《周礼说》《论语说》《孟子说》各一卷，等等。宋景定二年（1261），吕祖谦从祀孔庙，成为浙江从祀孔庙第一人。
在《龙门子凝道记·段干微第一》中，宋濂假设了段干氏问学的情景，有这样一段对话：
曰：“金华之学（指吕学）何如？”曰：“中原文献之传，幸赖此不绝耳。盖粹然一出于正，稽经以该物理，订史以参事情。古之善学者，亦如是尔……吾何忧哉？然则将何忧？忧不如孔子而已矣。”
儒学以孔子之道为准则，以继承孔门正学为终极目标。宋濂以圣贤自期，以孔子为终极的人格目标。孔子之道，乃是体用兼备、道德事功兼具的圭臬。他把儒者分为游侠之儒、文史之儒、旷达之儒、智数之儒、章句之儒、事功之儒和道德之儒七种（《七儒解》）。他说：“我所愿，则学孔子也。”宋濂在《思媺人辞》中说：“欲学孔子，当必自公始。”公，就是吕祖谦。在宋濂看来，读懂吕祖谦，传承吕学，是学孔子的优选捷径。
诚然，天下儒者，莫不尊孔。吕祖谦、宋濂以学孔子为目标，研读六经元典，一以六经为矩矱，乃成圣贤。
考信直书 史笔如椽
吕氏家族绵延数代的修史传统和史官经历，使得吕学打上了深深的史家烙印。吕祖谦推崇司马迁的历史观，讲究史料真实，考信确切，秉笔直书。他追求治经史以致用，以史为鉴，撰写了《大事记》《春秋左氏传说》等史学著作。史学，成为吕学区别于甚至是超越于同时代其他理学学派的重要特质之一。事实上，后人所谓的“浙东学派”，从本源上说，就是史学。
宋濂忠实地继承了吕学经史并重、治史致用的“义理派史学”（蒙文通《中国史学史》）传统。明洪武二年（1369），宋濂被授予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修国史。当时，宋濂也实际上承担了国史编纂的任务，成为史官。其实，多年前，元朝皇帝就打算延请宋濂担任史官了。元廷没有想到，这个当初不肯赴任的宋濂，会以新朝翰林的身份来编撰《元史》。宋濂为总裁的《元史》，是正史修纂速度最快的一部。《元史》较好地体现了吕祖谦注重制度沿革的史学观。此外，宋濂所撰《浦阳人物记》二卷，分忠义、孝友、政事、文学、贞节五门，共收29人，分别进行记述和评赞，《四库提要》称其“皆具有史法”。宋濂在《大明日历序》中说：“史事甚重，古称直笔，不溢美，不隐恶，务合乎天理人心之公。”他的历史观，几乎与吕祖谦完全一样。“一代春秋付托颛，龙门太史笔如椽。”（杨维桢《寄宋景濂诗》）宋濂成为史学大家，有人生机缘因素，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丰厚的史识传承和史学积淀，他不可能臻于此等境界。
吕祖谦《登八咏楼有感》诗云：“仲舒旧事无人记，家令风流一世倾。天下何曾识真吏，古来几许尚虚名？”东莱先生的意思是，像王仲舒那样勤政爱民的州官（“真吏”）早该流芳百世，可令人气愤的是，一介区区家令（指沈约）的风流遗事却占尽了风光。无论出于什么考量，至少，在吕祖谦看来，沈约（休文）是仅有“虚名”的。
关于沈约，宋濂是怎么看的呢？宋濂晚年所作《八咏楼诗纪题辞》说：“然而休文至今近九百载，来守婺者不知其几人，泯泯而无闻者固多矣。三尺童子过斯楼之下者，亦能指曰‘是休文之遗迹也’，此无他，诚以葩藻之辞，好者既众，故传之者久欤！浮文艳句，有识者之所不道，尚能烜著震耀之若此。则夫道明德立，其言足以系世教之重轻者，又将何如欤！学道之士，益思有以自勖焉可也。”一言以蔽之，“浮文艳句”。从南宋到明初，吕祖谦与宋濂，其评鉴如出于一。
有意思的是，吕祖谦之后，治史几乎成了金华后学的基本功，除宋濂、王袆外，从胡凤丹到何炳松、何炳棣、金兆丰、章巽，再到吴晗，还可以写下一长串史学家的名字。
讲学育才 杏坛春风
在中国儒学史上，吕祖谦是以杰出的教育家著称的。他致力于“讲明正学”，提倡“教以三德三行以立其根本”“讲实理、育实材而求实用”，影响深远。他创建的丽泽书院，桃李芬芳，成为南宋四大书院之一。从“豹隐堂”到“丽泽堂”，吕氏家族的教育以“家塾”为基本样式，对族亲、家人进行教化渐染，俾使成才成器。吕祖谦的治学经验与教育理论、实践，是异常珍贵的教育文化遗产。
宋濂继承吕学传统，以圣贤之学自任，博通诸家之说而取其长，“求为用世之学”，力主义理、事功、文辞三者的统一，兼收并蓄，终为婺学之集大成者。吕学济世安民的特质，在吕祖谦那里，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君子理想，而在宋濂，由于其明初的际遇、地位而得以践行。同样，宋濂也热心于从事教育，26岁从潜溪到浦江麟溪执教于郑义门10余年。郑德璋（义门郑氏同居五世祖）创建东明书院（又称东明精舍），经吴莱举荐，宋濂在此主讲20余年，并撰有《东明山精舍壁记》等文章，义门弟子从师宋濂，专志于学。至正十年（1350），携妻子迁至青萝山。宋濂的青萝山犹似吕祖谦的明招山，为当时读书人心中的圣地。《东明书院志》云：“宋先生自金华潜溪迁居浦江青萝山下，讲学于东明精舍。家先祖多从受经，深被乐育。而同居仪范，又皆公为之参酌考订，实有德于义门。”宋濂讲学执教多年，弟子甚众，其中最著名的是明初以身殉道的方孝孺。杏坛春风，化育学子。此外，宋濂也像吕祖谦（他应朱熹之邀写了《白鹿洞书院记》）一样，热心于劝学，写下了《龙渊义塾记》《歙县孔子庙学记》《送东阳马生序》等诸多名篇，脍炙人口，教泽广被。
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吕学可谓浩瀚无涯。宋濂传承、弘扬吕学的路径与实践，当然远不止于上述三个方面。 在《宋九贤遗像记》中，宋濂写道：“东莱吕子形貌丰伟，颜色温粹，眉厚而秀，髭浅而直，衣道服，皂缘，冠幅巾，蹑皂履。望之似严毅，就之如入春风中。”显然，在宋濂的心目中，吕祖谦就是一位春风化雨、蔼然温良的先师，旷世而相感。王袆所谓“是殆将以吕氏之学为学者乎”，堪称知人之论。从吕祖谦倡明到宋濂之集大成，此后儒风习习，名士班班，其间星转斗移、改朝换代，近于沧海桑田，缘于一代代硕德大儒薪火相继，吕学（婺学）得以发扬光大，绵延近千年，至今仍充满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