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香美/口述 金佩庆/整理
1966年的腊月，丈夫与几个伙伴相约去衢县（现衢州）“敲糖”，也就是通常说的鸡毛换糖。才没几天，他又突然回家来，说是要带我一起去做生意。我蒙了。
大约是头两天，傍晚时分丈夫和同伴们陆陆续续挑着货郎担返回歇店。大伙聚在一起吃着店家烧的晚餐，不知怎么就聊到了自己的老婆。在同伴的起哄下，歇店的东家就跟他打了赌，说“如果你回去把老婆叫过来，你们的住宿费我分文不取，住多久都没关系”。
我说，家里有三个小孩，我怎么出得了门。那时，家里已经有七口人。公婆已经六七十岁，小孩3个，小的才3虚岁。大儿子11岁、女儿9岁，姑且可以丢给爷爷奶奶，但小的还抱在手里，也让爷爷奶奶带怎么吃得消，我也不放心，必须自己带。
男人丢不起面子，坚决要我去。怎么办？想来想去只有将老二老三都带上，让老二去照看老三。于是，我们匆匆给公婆准备了一些过年用的柴火、大儿子的换洗衣服等，带上行李与两个孩子，从老家廿三里西澄村出发，步行20多里到义乌县城火车站登上列车。
在衢县的安仁火车站下火车，步行三里路就到了丈夫做生意的歇店：高家公社新阳基生产队。新阳基是个小山村，南面靠山北沿衢江。义乌的敲糖帮之所以会选在这里落脚，应该是交通方便，离火车站近。
那时，火车几乎是唯一的长途运输工具。要将辛苦收集、晒干后的鸡鸭鹅毛等货物运回义乌，只能用火车托运。假如落脚的地方距火车站远，其间的货物搬运就很要命。要靠自己肩挑背扛，翻山越岭，一麻袋一麻袋送往火车站。
新阳基的歇店就是生产队会计吴晓梅的家，原先是一幢殿宇，门前有一棵很大的古樟树，就在衢江的渡口边。他家的房子很大，梁柱都很粗。大约新中国成立前吴会计家境贫穷，寄居在旧寺庙，土改时整幢殿宇就都归了他家所有。
最初，时有无处落脚的义乌敲糖客挑着货郎担上门求吃借宿。吴会计看他们出门讨生活不容易，也带了身份证明，于是心生怜悯，热情相待。后来，吴会计就将几间空房子简易改造成歇店，专门用来接待“敲糖”的义乌客。
客人睡的都是楼板铺，两三人拼一张床。我去时，店里大约住了十来个义乌的敲糖客。老客为主、相互熟悉。据说这个歇店多的时候住过二十多个客人，当然有些是从安仁火车站下来后临时住上一宿，第二天往南到大洲公社或者渡过衢江去往莲华镇方向的大山里做生意。“敲糖”的生意主要集中在春节前夕的十来天时间，家家户户年前都要宰杀畜禽，义乌人就将有价值的鸡鸭鹅毛、鸡内金等及时收走。
吴会计夫妇人都很好，对外地客商很照顾。“文革”期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上面经常会派人到歇店检查客商的证明。义乌敲糖帮出门做生意都随身带一份“敲糖证明”。不过，所谓的证明也是五花八门。公社开具的证明比较硬气，但能搞到的人很少；很多的是生产大队甚至是生产队的证明。吴会计的家庭成分好，又是村干部（后来当了村支书），遇到检查人员嫌客人的证明级别太低啥的，他总会帮忙化解。我也遇到过两次查人口的，发现有女客十分惊讶。我告诉检查人员自己是带孩子的家属，他们也就没有为难我。
我个子高、身板子硬，平时一直从事体力劳动，挑货郎担翻山越岭体力上没有太大问题。每天早上丈夫与我脚穿雨鞋，带上雨伞，各挑一副比普通箩筐大很多的“糖箩”，上面搁了两只装满针头线脑、糖果的山货盒子，告别儿女，分头出门。他往南，我则先乘渡船到衢江北岸，再进山。
山道弯弯、峰回路转，看见房屋就摇响手中的拨浪鼓。翻过一个又一个山坞，一路将兑到的鸡毛、龟壳等往“糖箩”里放。到了黄昏时分就往回赶，没有手表全凭感觉。人生地不熟，脚脚都是陌生路，雨天、雪天滑倒是免不了的。那年我31岁，年轻胆子大，有时怕天黑了想早点回歇店，就一路用生硬的“普通话”不断向当地人问路。
生意好的时候，把肩上逐渐加重的货郎担挑回歇店也是很吃力的，若是单薄一点的女性还真吃不消。不过，那里的生意不太好做。新阳基交通便利，使得落脚的义乌客商比较集中。一个小山村里往往前脚客商刚兑走一批鸡毛，后脚的客商又到了。我也经常在做生意的路上、村子里遇到同行。
通常，义乌的客商最迟要在除夕那天一早坐火车返回义乌老家，与家人团聚吃年夜饭。丈夫决定在同行撤走以后再留几天，放手做一个扫尾的生意。于是，丈夫一边帮同行送货到车站托运，一边委托尚经公社全宅大队的罗继林将两个孩子提前带回义乌。
罗继林带两个孩子很不容易。好在落脚在莲华镇的同村人罗其乐等几个也同在一趟车，他们一路帮忙照顾。下了火车以后要徒步，这个小孩走累了背这个、那个不肯走了抱那个。因为路上耽误了时间，罗继林不得已先将两个孩子带到他自己家过除夕，第二天正月初一再将孩子送到爷爷奶奶手里。这是后话。
做这行生意作为女性没有什么优势，只是让顾客和围观者感到新奇，客气一点而已。有一次我冒着大雪将货郎担挑进一个院子，主人看到我非常惊讶，热情地对我说：“哎呀，早知道有女客商来，我前面兑掉的好几只公鸡毛都留下来给你了呀！”
让我说什么呢？徒增懊恼而已！
（本文增加了当年同行者罗其乐的补充回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