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亦武
在香溪渡口下车，迎面扑来一股沁人的凉意。
春天已来，兰江水却像还没从冬天里缓过劲来，依然清清亮亮冷冷冽冽，平展展向东北流去。天光虽然早已大亮，水面上却还笼着淡淡的雾气，江心的沙洲，对岸的屋舍，都氤氲着，看不真切。
条石砌成的埠头下面，聚拢着几只木船，瘦长斑驳，被岁月消磨得看不出原本的颜色。木桨也随意地歪在舱板上。正在感慨这“野渡无人舟自横”的意趣，同行的老师介绍说，早年间交通不便，从金华到杭州，由兰江走水路是最便捷顺畅的方式，而这香溪，便是婺、严两州的交界处。他指着江对岸，那边，就是古严州的治所建德了。
由兰江入富春江再下钱塘，从婺州而严州直至临安，三百多里水路，这大概也是那位香溪先生范浚念念不忘的一段路途吧？
宋高宗绍兴七年（1137）十一月，应该也是一个清冷的清晨，范浚走出了他借住读书的宝惠寺。连续多日彻夜挥毫，让他的眉宇间有了掩饰不住的倦意，双眸却依然灿若星辰。从宝惠寺到兰江畔，三四里路，他的脚步异常轻快，甚至迫切。
那一个清晨，或许就是在这个渡口，一只小小的木船载着35岁的范浚飘摇东去，随身只有一个小小的包袱，里面是他亲笔撰写、工楷誊抄的《进策》二十五篇。
其实在这之前，范浚有很多次走这段路的机会。
两宋年间，香溪范氏是有特殊影响力的簪缨大族。范浚的祖父范锷、父亲范筠，都拥有上柱国的勋位，他的九个兄弟也都入仕为官，拥有这样的条件，想获得官位名爵简直易如反掌。更何况，其时南宋小朝廷草创未久，连都城都在金兵南下的烽火中屡次迁移，宋高宗赵构不仅亟须刷存在感，也需要搜罗江南名士充实班底，帮助自己站稳脚跟。早在绍兴初年，范浚就多次被诏举贤良方正，举荐者中不乏李纲、富直柔这样的名臣名士。但他着实有点不识抬举，即使“朝廷七聘”，也坚决拒绝，声称要像颜回那样安贫乐道，致力于“为己之学”，努力提高自己的学识修养。
不过，若说他是隐居“为己”不问世事，却也不对。
绍兴七年，由于岳飞等部宋军北伐接连取得胜利，宋高宗赵构一时兴起，慨然宣称要御驾亲征。消息传到香溪，范浚非常兴奋，马上着手撰文，全面分析南宋政治、军事、经济形势，指摘因循守旧的积弊，提出相应的整顿方略。进策，即进呈帝王之策，范浚撰写的这一组文章，用意当然是向赵构进献经世治民的政治主张。既然如此，又哪里是一个独善其身的隐士所能做到的？由此想来，“为己”云云，不过是不愿同流合污的托词罢了。
可惜的是，一番苦心孤诣，到头来还是成了泡影。第二年三月，曾经因群臣弹劾而沉寂数年的秦桧复出为相，主导了南宋与金的第一次议和，“御驾亲征”湮灭得悄无声息。在这一年成为南宋新都城的临安，从此“只把杭州作汴州”。《进策》二十五篇到底有没有送到赵构的龙书案上，谁又能说得清楚？
很难想象回乡途中的范浚是怎样的心情。但在这之后，他在宝惠寺创办香溪书院，教人以治心养气之法，阐绎心性之学，“授徒至数百人”。
同一个渡口，既然无法渡自己到想去的地方，那就用来渡人吧。
绍兴二十年（1150）的一天，或许还是在这个渡口，一个名叫朱熹的青年匆匆上岸。这年的他年方二十，还只是一个孜孜求学的后生，并没有表现出后世所尊称的“集孔孟之大成者”的特殊迹象。
这是朱熹第三次造访香溪。
两年前第一次来访，朱熹是因为听说了范浚治学的名声，特地从赴杭途中转道而来，但遗憾未能与范浚相见。时隔两年再次探访，依然未遇，只能“录屏书《心箴》而旋”。
更大的遗憾是，三访与二访仅仅只隔数月，朱熹却只能对着范浚的灵位怆然凭吊了。
虽然缘悭一面，朱熹对范浚的学识修养却异常尊崇。多年以后，已经成为理学领袖的他作《香溪范子小传》，将范浚称为“范子”，认为“其学甚正，以发前儒之所未发”。与金华颇有渊源的陆游在《宋香溪先生范公传》中，更是这样写道：“东南知有圣贤心学，实自先生始。”朱熹从范家屏风上抄录的短短九十六字的《心箴》，也被郑重地编入《孟子集注》，成为后世研修孔孟学问的圭臬。
无论渡人还是渡己，到最终，大概都是渡心吧。
修心养性当然是高大上的学问，不过，被后人誉为“婺学之开宗，浙学之托始”的范浚可不是一门心思苦研道理学问的学究。在他留给后人的《香溪集》里，不乏恬淡清丽的小诗，比如《春望》：“岑楼上独园，高槛俯平原。野秀风烟合，春深草木繁。晴山明历历，远水去浑浑。兴出青冥外，心随独鹤翻。”这个时节，站在这个渡口，面对这样的一江烟波，可不就是“兴出青冥外”么？
神思缥缈间，忽闻一声清唳。
抬眼望去，渡口对面有只白鹭，正拍打着翅膀，踏波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