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者：黄根发 整理者：朱耀照
我叫黄根发，今年95岁，浦江县花桥乡里黄宅人。1953年入伍，1957年退役，后到上海勘测设计院第二勘测大队工作。1983年退休，在老家安度晚年至今。
早年，家境贫寒。父亲7岁时，爷爷病逝，奶奶双目失明。她吃百家饭，穿百家衣，含辛茹苦将父亲养大。父亲命苦，谁知我比父亲更苦。我10岁那年父亲离世，12岁时母亲去世。我上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当时哥哥已分家；姐姐已出嫁，他们生活也不好，爱莫能助。我与奶奶两人，别说没有田地，就是有田地也没人耕种，甚至连烧饭洗衣服也成问题。
13岁时，奶奶为我说了一门亲事，结了婚。妻子是前吴乡寿溪人，比我大5岁。她嫁过来不久，苦命的奶奶离开了人世，贤惠的妻子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真正给我家带来变化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家里土改分到4亩多土地，经过我与妻子辛勤劳作，一年有20多担粮食。每年不但能吃饱肚子，还有盈余。
1953年，抗美援朝取得胜利，土改工作队号召青年参军入伍，保卫胜利成果。当时，我是村长，要起带头作用，就在村里第一个报了名。
那时，我已有两个女儿，一个4岁，一个1岁。我将妻女托付给岳父，在“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雄壮的歌声中，与村里3个年轻人一起，离开了家乡。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浦江第一次征兵。第一天晚上，我们在浦江县城集中。只见黑压压的一片，当时浦江踊跃参军的人很多。第二天我们到兰溪，换上了军装，个个威武英俊。我们经萧山到慈溪，进行了一年多的新兵基本训练。随后，我分到奉化，归入58师炮兵团炮兵营通讯排。当时是有线通信，我们的工作就是拉电话线安装电话，保持炮兵各连队通讯信号的畅通。
在部队里，我个头较大，年轻力壮。心里一团火，身上有使不完的力气。工作积极，绝对服从指挥。我刻苦训练，很快掌握了通讯基本技能。
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为了提高我们的通讯技术水平，团里多次组织拉电线、架电话等各项技能比赛。好几次，我获得速度第一、质量第一的好成绩，获得领导的表彰和战友们的好评。
1955年1月发起一江山岛海战，是我军陆海空三军首次协同的作战。
当时，大陆解放，只有少数几个岛屿还被国民党军队盘踞，成了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桥头堡。国民党军队不时通过它们，袭扰沿海乡镇，破坏新中国胜利成果。
台州湾的一江山岛战略地位更为突出，它是国民党海上重镇大陈岛的北边门户。这里驻扎有国民党军队1000余人，碉堡、战壕纵横交错，各火力点可以连成一片，且离大陈岛仅15海里，一有动静，大陈岛的守军一个小时不到，便可抵达。攻占一江山岛，就是要打掉张牙舞爪的国民党军队的一颗门牙、一只爪子。
1954年6月，受华东军区命令，58师派炮兵团参与解放一江山岛战役，我所属的炮兵营通讯排也在此列，乘登陆艇来到离一江山岛10公里的头门岛。
当时，头门岛刚刚解放，生活条件很差，与原驻地奉化相比，一切有如天壤之别。我们没有住的地方。一到那里，上级指示下来，每人要挖自己的防空洞，作为休息的地方。炮兵们更辛苦，他们要挖大炮的防空洞，将大炮隐蔽好，只露出炮口。我们通讯排3个班，21个人以最快的速度拉好电话线，为炮兵团每门炮架设好电话线。
经过半年的摩拳擦掌，期待的日子到了，解放一江山岛的战役打响。头门岛上万炮齐发，震耳欲聋的炮声一阵接一阵，紧密配合陆海空三军的进攻。这时，最紧张的是我们通讯排，生怕有线通信在关键时刻出现故障。为了使上级命令畅通无阻，我们做好随时出击的准备，我们准备付出生命的代价。
战斗不到3天时间，一江山岛解放了。来不及踏上那片硝烟未退的土地，我们接到了命令，返回浙江原驻军基地。
离开头门岛之前，在通讯排排长等人介绍下，我火线入党。
1957年，我响应国家裁军的号召，回到老家务农。可我是个不安分的人，3个月后又到了新安江。
当时正在建设新安江水电站，浦江要选派一定数量的民工，去开掘新安江的公路。我很想去，但被安排去的是村里另一个人。征集那天，我魂不守舍。到中午时分，那人回来了。我在村口遇到他，便问他为什么不去。那人一脸无奈地说：“视力差，不合格。”
我感到机会来了，来不及通知家人，马上回家打好铺盖，匆匆赶到横溪横木招工处。我对招工处的干部说：“我是浦江花桥的，退伍军人，党员，来代替视力不合格那人。”招工处的那人见我身材魁梧，穿一身褪色的旧军装，就将我的名字补了上去。这样我又登上了去新安江的车。
到了新安江安置处已是黄昏，从浦江来的民工都已被公路开掘指挥部的人领走。只有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着。这时，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走了过来，说：“我们机械厂的又晚了一步，招不到人了。你愿意去吗？”我高兴地说：“愿意。”
新安江机械厂，主要是修理风枪和钢钎的。我甘于出力，又善于琢磨，没过多久，就能胜任那儿的工作。到了1958年，厂里分一部分人到青田造水电站，我也在其中。因该工程量大，又遇上三年自然灾害，最后被迫下马。回来不久，我被调到上海勘测设计院第二勘测大队。在这个单位，我一直干到退休。
在勘测大队，我时刻保持军人本色。
我们是搞水电站勘测的，足迹踏遍华东各省山山水水，长时间在野外，面对的是困难，讲求的是奉献。
1962年冬天，勘测大队到山东济南郊区寻找地下水。冰天雪地，零下19℃的低温。我们身穿棉衣棉裤，脚着高筒靴，踩着20厘米深的厚雪，拉着载有几百斤勘测设备的双轮车，往目的地一步一步闯去。苦和累不用说，更难受的是饮食条件。粮食供应，基本以番薯片做口粮，很难见到大米。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的怨天尤人，更有甚者退缩了。作为党员和退伍军人的我，仍然以最高的热情投入工作。
条件艰苦我并不怕，怕的是技术攻关。在勘测大队里，我没有文化，半途出家，起点最低。拿惯锤子的手握不住笔杆子。凭着军人的一腔热血和永不服输的斗志，我拜老师傅、技术人员为师，虚心学习，反复实践，取得了另一战役的胜利。我从一级工一步一步做到了七级工。
当了师傅后，也带了几个学徒，我毫无保留地将技术教给他们。我的徒弟，后来许多成了技术骨干，有的走向领导岗位。在这里，我要感谢新时代师傅授徒的新思想，让“师傅留一手”成为历史。
回顾我前苦后甜的人生，我感慨颇深：是党，让我翻身过上好日子；是军队的熔炉，让我保持吃苦和奉献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