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李 艳
当下刷屏的电视连续剧《沉默的荣耀》，让72岁的民革杭州市余杭区基层委员会一支部党员马力追完热播、追重播，每次都看得热泪盈眶。在为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等先烈在暗夜中坚守信仰，以生命诠释“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的悲壮深深动容的同时，他格外思念同样牺牲于上世纪50年代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叔叔——马时彦。
马时彦是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浙江民革创始人之一、民革杭州市委会原副主委马文车的儿子。1930年生于东阳的他，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二十二期，19岁赴台后便一去不回，从此杳无音信。上世纪90年代初两岸开启人员往来，马力从父亲马时民口中，得知了老人此生最迫切的心愿：找到弟弟马时彦的下落。
一家三代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刻骨铭心与望穿秋水，终于越过浅浅海峡。2012年，马力在台北东部六张犁——台湾地区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纪念公园的灵骨塔内，寻得了马时彦的踪迹。彼时，这位东阳忠魂已在荒草与孤寂中漂泊了近60年。
曾与马时彦同存于这座灵骨塔的，还有烈士朱谌之（即朱枫）。她于1950年6月10日就义，牺牲时46岁。时隔近七年后，1957年5月3日，27岁的马时彦英勇就义，用年轻的生命延续了信仰的光芒。
沉默的荣耀薪火相传，吴石之后，还有无数如吴石般的忠魂，信仰的力量在岁月长河中生生不息。
深秋的杭州街头车水马龙，道路两旁的金黄树叶铺就盛世繁华。英烈们前仆后继，不正是为了守护今天的安宁与和平？随着马力的娓娓道来，这位鲜为人知的东阳忠魂，那段尘封半个多世纪的“沉默荣耀”，正缓缓向世人揭开面纱……
何处寻踪 爱国民主人士的赤子远行
“我们家最有声望的，是爷爷马文车。”马力的话语中满是崇敬。
马文车1890年出生于东阳马宅镇马宅村，毕业于杭州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入职省军政府担任文书，曾出任《新浙江潮报》主笔。他追随孙中山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与著名记者邵飘萍同为日本法政大学留学生，其间，在日本共同成立“东京通讯社”，并率先披露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秘密签订的“二十一条密约”，直接推动国内“倒袁护国运动”兴起，更为其后“五四运动”的爆发孕育了民意基础。
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爱国民主人士，与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陈独秀均有交往。中山舰事件中，他在审讯共产党员时冒险上书保荐，力促国共合作；他想方设法营救沈钧儒等民主人士；当蒋介石的独裁政策日益显现，他更是公开反对，直言痛斥。
少小离家的马文车，始终对故土怀有深厚情谊。1928年，他捐资倡建马宅初小，其夫人出任名誉校长；此后，夫妻俩又在磐安倡建私立文范初级中学。1938年夏，马文车斥巨资在马宅村建造“春晖草堂”。“堂为三间，硬山顶，整体造型呈正方形。中门双开，前设雨棚，青石立柱配块石门楣；左右厢房各一层，安装平顶；中间堂屋设屏风墙，墙后有楼梯通往阁楼。后院厨房与主楼之间有一道围墙，上开月洞门。”这座粉墙黛瓦的建筑，既具典型的东阳传统民居风格，又透着飘逸灵动的江南园林气质。如今，马文车故居已成为东阳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一直供村里公益使用。
抗战期间，马文车曾带家人回马宅避难。相关史料记载，1942年日寇入侵东阳，县城沦陷后，国民党县政府迁驻马宅马氏宗祠。战火蔓延至马宅后，宗祠被焚毁，春晖草堂也未能幸免，仅门额、石柱及基础得以留存。马文车旋即着手重建，新堂采用木构架，以黄筋泥夹砂石夯筑，墙体厚达一尺有余。建成后，他还在门前溪滩建造“中山公园”，园内设亭阁与“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
记者在马宅村采访时看到，春晖草堂保存完好，故居前的道路被命名为“文车巷”，以此铭记马文车的功绩。79岁的村民虞关平曾在设于春晖草堂的马宅小学任教三年，“当时有两个年级，一二年级各一个班，共56名学生，楼下是教室，我住楼上”。采访当天，他熟门熟路地带领记者参观——厨房与主楼间的围墙及月洞门已不复存在，但堂屋内陈列的春晖草堂复原图，仍清晰再现了这座建筑当年玲珑别致、曲径通幽的风姿。
“马文车先生很有远见，为防备日寇侵扰，特意在围墙上开设了射击孔。”虞关平回忆，射击孔内大外小如漏斗状，少说有七八个，正门左右各两个，侧边还有三四个，“内侧约40厘米，外侧25厘米至30厘米，可惜翻修时这些射击孔都被堵住了。”
同样令人惋惜的是，门前溪滩上的“中山公园”，也于上世纪50年代被拆除。
幸运的是，“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得以留存，如今高耸于村西南的纪念碑公园内。碑志清晰记述着它的曲折经历：“为唤起民众起来救亡，1938年，马文车先生亲竖此碑于自家门前公园。立后，众心同向，拜谒者络绎不绝。1943年，日寇打到马宅，百姓为保护此碑，将碑掩埋地下……碑容已毁，但浩气长存！”纪念碑四面镌刻的“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九个大字，遒劲有力，直指苍穹。
马文车在春晖草堂居住的时间并不长，但上了年纪的村民至今仍念叨他的好。1957年，马文车遭受政治打击，此后再未回到故乡，1961年在杭州病逝，1979年获平反昭雪。
“爷爷养育了多名子女，除一大一小两个女儿外，其余子女均在新中国成立前参加工作。”马力自豪地说，父亲马时民比马时彦大两岁，从上海法政大学肄业投身工作，1992年因车祸离世，“父亲临终前最挂念的就是这位下落不明的弟弟，反复叮嘱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找到这位未曾谋面的叔叔”。
何以牺牲
铁骨忠魂的以身殉国
出身于民主开放之家的马时彦，自幼便深受父亲马文车的爱国情怀熏陶。
“据我们了解，马时彦在东阳短暂就读小学后，便转至杭州求学。”马力介绍，1940年，年少的马时彦加入“浙东地区抗日少年先锋队”；进入省立联中就读后，他又加入“民主青年同盟”，用行动践行爱国初心。
省立联中是抗战时期的特殊举措。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同年12月，嘉兴、湖州、杭州等浙西大片土地相继沦陷。1938年6月，浙江省政府决定将南迁的杭州高级中学、杭州女子中学、杭州初级中学、杭州师范学校、杭州民实中学、嘉兴中学、湖州中学等7所学校合并，成立浙江省临时联合中学，分高中、初中、师范三部，校址设于丽水县碧湖镇。而民主青年同盟则是1945年1月10日成立的地下进步组织，主要成员为学生及职业青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广大青年投身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马时彦的加入，足见其热血赤诚与革命决心。
“我们一家两代黄埔人，殊为不易。”对历史颇有研究的马力感慨道，兄弟同为黄埔生已少见，两代人投身黄埔的情况更不多见。1925年2月，国民革命军第一次东征时，马文车出任黄埔军校行营参议，后接任广州卫戍总司令部秘书长；第二次东征期间，他担任总指挥部秘书长兼军法处长。1948年，年轻的马时彦考入黄埔军校第二十二期，一家两代黄埔人的事迹，被载入史册。
“叔叔随黄埔军校赴台后的具体情况，家人一无所知，只知道他去了台湾。”马力说，台湾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后，父亲曾专门托人打探马时彦的消息，带回的口信称，叔叔于上世纪50年代因“组织政变”被当局关押，但始终没有清晰详尽的说法。父亲的临终嘱托，如同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马力心头。
2011年中，马力偶然在网上看到一篇转载自《环球时报》的文章，讲述了上世纪50年代台湾白色恐怖时期，吴石、朱谌之等共产党隐蔽战线烈士因叛徒出卖被捕牺牲的英勇事迹——文章内容来源于近年解密的台湾当局所谓“中共特嫌及政治犯档案”。
“我心头一震，下意识想到，这些档案里会不会有叔叔的下落？”马力立刻用叔叔的名字展开搜索，果然在《300余名中共特嫌与政治犯遗骨名单》中找到了“马时彦” 三个字。“更让人确信的是，名单上留的‘万松岭6号’地址，正是杭州爷爷家的地址，所有信息都对上了！”
悲喜交加的情绪笼罩着整个家庭：喜的是，杳无音信半个多世纪的亲人终于有了下落；悲的是，那个青春洋溢的叔叔早已魂留宝岛，再也无法归来。
经过半年的筹备，2012年2月19日，马力与妹妹马赛带着家人的殷殷期盼，踏上了赴台寻访之路。临行前，他们专程前往东阳市马宅镇政府，通过查询马氏族谱，开具了相关证明材料。
“‘台湾地区戒严时期政治事件处理协会’秘书长李坤龙，多次陪同我们寻访。”马力介绍，李坤龙也是受难者家属，他的父亲李日富曾作为学生代表参与“二二八”事件，1952年被枪决于台北马场町，当时李坤龙尚不足4个月大，“他深知失去家人的痛苦，给予了我们很多帮助。”
此次台湾之行，马力一行还见到了马时彦在“绿岛”的狱友——“中华基金会”副董事长陈继光。“老先生已经80多岁了，却依然清晰记得当年的情景。他说见过我叔叔，个子不高，但组织能力很强，在‘绿岛’颇有声望。”
在台湾的五天里，马力兄妹俩风尘仆仆，辗转于台北各大档案馆，潜心查阅历史档案。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终于还原了马时彦铁骨铮铮、以身殉国的完整历程——
1949年8月，马时彦被分派赴台，曾任陆军第六军三六三师迫击排排长。1951年，他考入空军学校，计划驾机返回大陆，却在起飞前夕不幸暴露，被“台湾军事法院”判处送往“绿岛”感化，后改判十年有期徒刑。1953年，他在狱中组织“新民主主义革命同志联合行动委员会”，遭人举报；1954年，又被以“叛乱罪”起诉；1955年，台湾“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判处其死刑；1956年，案件移交台湾“国防部”高等覆判庭审核；1957年，案件呈送台湾“总统府”第二局，由蒋介石亲核；最终，1957年5月3日，马时彦被执行死刑。
判决书上罗列的条条“罪状”，真实展示了马时彦遭受政治迫害的经历，更印证了他坚守理想的赤胆忠心。
何以归乡
沉默英烈的团聚之盼
在李坤龙陪同下，马力兄妹俩前往台北市万华马场町纪念公园与文山区六张犁墓地——台湾地区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纪念公园，祭奠马时彦。
马场町纪念公园的原址，是日据时期的台北练兵场兼机场，白色恐怖时期成为处决“政治犯”的刑场。1950年6月10日，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等烈士在此就义，李友邦、张志忠等英烈也牺牲于此。而六张犁墓地建有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纪念公园，园内设有灵骨塔，保存着部分牺牲者的骨灰及遗物。这里曾是荒草丛生的乱坟岗，2003年重修灵骨塔时，意外发现塔内藏有600多个白色恐怖时期遇难者的骨灰罐，其中部分仅有编号、无姓名记载。马时彦的骨灰罐，便在这时被发现。
“骨灰罐通体黄色，上面用红字写着‘故马时彦先生灵骨’，还有清晰的落款时间。”马力兄妹回忆，灵骨塔面积不大，他们特意买来红布、鲜花、蜡烛，依照台湾当地风俗举行了庄重的祭奠仪式，含泪痛悼阔别半个多世纪的亲人。
杳无音信六十余载，终于寻得踪迹，却已是天人永隔。马时彦生前未曾留下一张照片，没想到此次台湾之行竟有意外收获——就义照。照片中的马时彦，身穿洗得发白的衬衫，双手反绑，浓眉大眼，五官英俊。他头颅高昂，目光坚定地正视前方，神情大义凛然。胸前那枚写着 “马时彦”三字的验明正身标牌，刺痛着每一位观者的心，更直观地彰显了台湾白色恐怖年代的残酷与悲壮。
令人欣慰的是，2013年10月，为纪念上世纪50年代为解放台湾、光荣牺牲在台湾的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和遭受迫害的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修建了“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广场正中，无名英雄纪念碑昂然屹立；纪念碑正前方，矗立着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四位烈士的雕像；广场围墙上，镌刻着846名为国家统一、人民解放事业牺牲于台湾隐蔽战线英烈的名字，马时彦的名字赫然在列。
“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毛泽东同志当年为吴石烈士题写的五言绝句《赞“密使一号”》，被镌刻在纪念广场的高墙上，字字千钧，昭示着英烈们的功勋永垂不朽。
台湾还有多少这样的“沉默荣耀”？长河为咽，青山为证；岂曰无声？河山即名！
马力表示，如今最大的心愿，便是祖国和平统一，让漂泊异乡的叔叔马时彦早日回到故土的怀抱，与家人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