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微末
有些东西，正因其不完整，才成就其纯粹。《顶点》这本诗刊就是这样，只出了一期就没了。但就这么一本，把那个时代深的痛和硬的歌，浓缩在了里头。
土地与丁香之约
1939年，武汉、广州都丢了，桂林这个山水小城，一下成了战时中国的文化中心。这地方很矛盾。巴金、徐悲鸿这些文化人都挤在这，思想气氛很活。另一头，物资缺得要命，鬼子的飞机随时可能来，大家活得提心吊胆。艾青1938年底从武汉辗转到桂林，一路上目睹了惨状，写下那句至今耳熟能详的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到了桂林，艾青在《广西日报》编副刊。他看到这儿写新诗的风气很盛，心里高兴。可一看那简陋的印刷条件，他又“天天生气”。《顶点》就是从这种又兴奋又生气的矛盾里长出来的。
世界被暴力撕开了一个血肉模糊的创口。诗歌何为？
《顶点》就是要解决这个难题。这本刊物，是艾青和戴望舒两个人合计的。他俩是浙江老乡，要不是打仗，一个写土地的“红色诗人”，跟一个写丁香的“雨巷诗人”，可能压根走不到一块。
艾青在桂林，戴望舒在香港，两个人就靠着通信，把这事定了下来。戴望舒在信里抱怨，当时好多诗都写得又浅又急，净是些“个人的小悲哀、小欢乐”，他想办个能记录大时代的刊物。这跟艾青的想法一拍即合，这也是他们的共识，抗战的文艺作品不能是喊喊口号的糙货。
兵荒马乱的，邮路都不通畅，他俩居然就这么隔着万水千山合作起来了。从有想法到把刊物印出来，只花了三个月。
刊物名字叫《顶点》。国家都跌到谷底了，他们偏要叫这个名，这股不服输的劲就透出来了。
这本印行于1939年7月的刊物，红封面，白字刊名，总共64页，主要分为作诗、译诗、诗的意见和诗人介绍四个栏目，在香港出版。能被印出来，本身就表达了一种态度和意志。
诗歌抵达现场
世界被炸开了个大口子，你再用花里胡哨的词去描写，就有点不地道了。艾青和《顶点》的诗人们选择直视这个伤口。
这个伤口，具体说来，就是艾青发表在“作诗”栏目里的《诗三章》，包括《死难者画像》《纵火》和《吊楼》。当时桂林市区的三分之一化为焦土，惨状正如夏衍在《救亡日报》中所述“随处都是瓦砾、焦炭、炸弹坑”。诗人白描了被日机轰炸后桂林城的满目疮痍和母子、孕妇、劳苦大众的受难景象，特别是《死难者画像》最后那个场景，一个干水池子里的五具尸体：
而池边
池边还有被弹片劈断了的柳树
和颓然倒在路上的电杆
和一个蒙满灰尘的大洞
就在这个大洞里
日本法西斯土匪为中国人民
深深地埋下了
仇恨的种子……
这个“蒙满灰尘的大洞”，就是读懂《顶点》所有诗的钥匙。
首先是个弹坑，是暴力留下的最直接的印子。《顶点》里最重要的几首诗，差不多都是在琢磨这个“大洞”。诗人们不再想着拿花花草草把这个洞盖住。他们逼着自己，也逼着读者，去看洞里的黑。
保证给你看，而不是让你听他哭。像个冷静的法医，诗人把镜头慢慢推进那个临时停尸房，开始清点一份让人发抖的物证。被炸死的母亲和断了胳膊的孩子，只剩下半截身子的劳动者，还有后脑被炸开的孕妇。
在这些吓人的“画像”里，最让人喘不过气的，是对一个快死的人的“写真”。他的头脸被血泡透的布包着，命正一点点地流走。
他是连最后的叫喊声也不能发出了
而他的肚子，却缓慢地起伏着
呼吸在痛苦里
呼吸在仇恨里
在这里，生命没有声音，没有意义，没有尊严，成了一种纯粹的生理反应，在痛苦和仇恨里机械地一起一伏。当现实残酷到这个地步，任何美化的词句都是谎言。诗人用一种让人不忍心读下去的精确，给历史作证。
不抒情，也不空泛地控诉和悲伤，近乎冷酷的写法，就是把语言最基本的功能拿出来用：记录和描绘。
《吊楼》一诗展示了难民们搭起吊楼作栖身的苦境。在《纵火》里，描绘了日军这个纵火犯造成的桂林城火海。火是那个邪恶的坏蛋：
火，无耻地燃烧着
烧尽了一座房屋
又是一座房屋
跨过一条街坊
又是一条街坊
它的凶恶的火焰
像要把整个的城市吞灭似的
诗人不说“火是无耻的”，他直接让你看火“无耻的”动作，就是“燃烧着”。把灾难本身的样子还原给你看，不加任何修饰。
在“诗的意见”栏目，艾青还发表了《诗的散文美》：“我们嫌恶诗里面有那种丑陋的散文，不管它是有韵与否；我们却酷爱诗里面的那种美好的散文，而它常是首先就离弃了韵的羁绊的。”他的这篇诗论和同期刊登的徐迟的《抒情的放逐》，在桂林及大后方诗坛引发了一定的震荡。艾青的诗在桂林的许多晚会上被拿来朗诵。其散文化诗风，即便在他的母校省立金华中学的课堂上，也有国文教师曾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有时，戴着韵脚“镣铐”跳的舞不一定美，韵律应该是内在的。舒展、自由、朴素、晓畅的诗风，在现实的光谱之内，黑白分明、爱憎强烈地表达。
一枚琥珀的遗言
如果说艾青的诗写的是被炸开的那个“大洞”，那周煦良的《莫丢掉我们手中的火炬》，写的则是这个“大洞”在人心里引起的反应。诗歌，成了世界崩塌后，一个人能稳住自己精神的最后办法。
袁水拍的《诗三章》，则把挖掘的深度伸进了土地和农民的骨子里。那里头藏着一种更原始、更硬的劲儿，是一种接近于本能的、坚韧的生命意志，如同在瓦砾中挣扎顶出石板的一株野草。
总的来说，《顶点》就活了那么一小下，但特清醒。从盯着那个“蒙满灰尘的大洞”开始，扬弃旧有抒情，在黑暗里，靠着一点点火光确认了“我”还在，在浸透了血和骨的土地里，埋下了一个残酷的希望。
这份刊物没能继续办下去，是战争年代里不少文化理想破灭的一个例子。直接原因是艾青1939年9月因为个人原因离开了桂林往湖南，本来就艰难的异地合作彻底断了线。戴望舒则在1942年春被日本宪兵拘捕，并遭了酷刑。
正因为只存在了一瞬间，才保存了那个特殊时刻的信息。我们能看到两位诗人的相遇，急着想开创一种新的战争诗，想在战火里重建文化阵地的雄心。正如《编后杂记》中所言：“《顶点》是一个抗战时期的刊物，它不能离开抗战，而应该成为抗战的一种力量。”个人的悲欢被放逐，在那个巨硕的“大洞”面前，个体的痛苦若不与土地的苦难相连，便失去了集体意义。
这本只出了一期便封存的诗刊，是一个凝固了的瞬间，一次决绝的快门，如同一枚琥珀，包裹着一个时代的精神风暴，本身就是对日军暴行有力的控诉。为《顶点》写了两篇诗文的徐迟曾评论道：“《顶点》的出版是很好的起点，可惜这个名字不好，也难怪这起点就是顶点，再也无法往前了，自然只出了一期，就得寿终正寝了。”从另一个意向上看，“顶点”这个名字，何尝不是朝着天空作的奋力纵身一跃呢？
在深渊的底部，向上看，每一寸都是顶点。
（本文图片皆为资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