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金璐
方福仁的人生，与我国许多志士一样，前半辈子金戈铁马，后半辈子静水流深。他曾是英士大学里的爱国青年，也曾是金萧支队里的热血战士，还曾是知名报人，中年以后则成了一名学者，编纂、点校、出版了大量古籍，撰写了许多历史研究的文章，并成为《汉语大词典》编纂者之一。
英士大学里的爱国青年
方福仁是东阳人，出生于1924年1月，他是英士大学行政专修科1946年的毕业生。
早在读书期间，方福仁就展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怀与独立思考的精神。在《国立英士大学行政专修科成立三周年纪念特辑》里，他发表了一篇名为《我们今后的新路》的文章。当时，由于经费问题，英大行政专修科无法招新生，他这一届毕业后这个专业可能取消。对此，方福仁表示：“只要我们这一伙儿真正能为苦难的祖国、苦难的人民献出光和热，去创造一些人类的温暖，那么纵然是历史，也当然可以有它的光芒。我们应该有让它永远存在人们心里的抱负。”“我们出生在这方生未死的年代，生活在这阵痛愈来愈烈的国度。我们究竟是接生呢？还是殉亡？到今天，已经临到须得抉择的时候了。在政专的历史上，能否写上辉煌的一点，也就要看我们今后所走的路而决定。”
从英士大学毕业后，方福仁放弃由浙江省民政厅分配工作、走仕途的机会，进入杭州东南日报社工作，与当时同在该报工作的金庸成了室友。
在报社担任编辑期间，方福仁始终秉持着自己为国为民的办报理想，在新闻内容的选择和标题制作上倾向革命。他在自传文章里写道：“有一次同宿舍的查良镛（金庸）含笑地指着我说：‘我看你是共产党，我看你是共产党！’我只好笑笑。”
当时的方福仁并不是共产党员，而是秘密参加了中国农工民主党，他发现，原来报社内有多名农工民主党人，但大家平时掩饰得好，外人看不出来。后来，方福仁走上革命道路，报社负责人刘湘女在全体报社职工大会上说：“忠厚老实如方福仁者，现在正带了2000人在东阳造反，难保在座的没有共产党。”台下的多名共产党员和民主党派人士，只是都不动声色，稳如泰山，谁也没有被吓倒。甚至还有人据此写了一篇名为《编辑起义》的通讯投给了香港《华商报》刊登。这也成了后来的一段佳话。
游击队里的火红岁月
1947年11月，方福仁离开东南日报社，他对当时沉闷的政治气氛感到难以忍受，于是向农工民主党方面提出申请，想投奔到解放区去。上级表示同意，后来又告诉方福仁，他们已与金萧游击支队取得联系，认为他的家乡当时还是游击战争的空白区，不如到那里去做一些革命的发动工作。于是，他与同样毕业于英士大学的农工民主党东磐特派员陈伟卿一起回乡组织群众，开辟东磐游击根据地。
在方福仁和同伴们的努力下，当年年底，东阳和磐安一批中小学教师和农村知识青年加入革命队伍；他们编印《东磐通讯》及《怎么做地下工作》等小册子向群众宣传；在南马、防军、马宅和大盘一带创办民众夜校多所，进行革命启蒙教育；在前山头、孔村向地主发起减租斗争；他们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路南六支队帮助下成立“东磐武工队”。不久，方福仁遭到国民党当局通缉，于是他不得不在1948年10月离开家乡东阳，投奔到活跃于浦江、桐庐一带的金萧支队去了。
当时，国民党军队在军事上连连失利，在舆论宣传上仍大吹大擂，造谣污蔑活跃在敌后的人民武装。因此，中共金萧工委决定出版报纸以夺取舆论阵地，定名为《金萧报》。由于方福仁是全支队中绝无仅有的一个曾经编过报纸的知识分子，于是就被任命为《金萧报》主编。在山区艰苦的环境中，方福仁和同事努力让《金萧报》有规律出版，三日一刊，还印发16开本的《金萧画报》（后改名《群众报》）。报纸内容既有新华社电讯，也有大量的“本报讯”，登载金萧支队重要战斗的消息，金萧游击根据地各项工作动态、先进经验、模范人物介绍、战地特写、随军记和访问记等；《金萧副刊》专载诗词、歌曲、歌谣、短评和通讯等，还经常印发《金萧报》号外和临时版，登载战斗捷报及解放大军进军接管城市的消息。
《金萧报》每期发行1000多份，吸引了金萧游击根据地的广大读者。此外，方福仁还编写革命宣传文艺节目，他编的莲花落唱词，讲述穷苦农民闹革命，朗朗上口，很受欢迎。
在金萧支队期间，方福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5月9日省委机关报《浙江日报》出版发行。5月24日，方福仁受组织上指派，率领一部分《金萧报》的人进入浙江日报社工作，社址就是原东南日报社所在地。方福仁回忆说：“当我们一行人刚走进大门，一些原东南日报社的人就纷纷指着我说：‘哈哈，他又来了。’是的，时隔一年有半，我这位‘前度刘郎’今又来了。”
编大词典的漫长路程
1978年3月起，方福仁开始参与《汉语大词典》编纂工作，后担任《汉语大词典》浙江省编写办公室负责人，后来又担任编委。
《汉语大词典》是中国汉语词典编纂史上的里程碑式巨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权威工具书。该书系统梳理了从先秦至现代的汉语词汇演变史，填补了汉语词汇史研究的空白，成为研究汉语发展的重要参照系。其书证覆盖《广韵》《集韵》等古籍及现代文献，引例均来自原书第一手资料。
据新闻出版署原署长宋木文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回忆文章，编纂《汉语大词典》的原因是：我国历史上只有字书，没有现代意义的词典，当时已有的一些词典或只收古词，或只收今词，或合字典、词典、百科词典于一书，而且限于篇幅，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因此，编纂出版一部大型的比较完备的贯通古今的汉语词典，十分必要。1975年由国家出版局和教育部提出，经周恩来、邓小平批准，决定由上海市和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五省协作编纂，并由上海市负责出版《汉语大词典》。
据《汉语大词典》工作委员会委员蒋金德写的《煌煌辞典著春秋——〈汉语大词典〉出版背后的故事》一文介绍，浙江承担了《汉语大词典》25个部首的编纂任务，先后动员201人，用了将近9年时间，编纂了总计6万多个词条。方福仁在《汉语大词典》的编纂工作中非常积极，能掌控全局，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他提倡少空谈、多实干，编纂和审定稿件的数量在全省名列前茅。此外，编写组成员都是从不同的单位借调来的，由于时间过长，在职称评定、住房、调薪、奖金、福利等方面，大多数人都不同程度受到了影响。方福仁为解决来自大专院校编写人员的职称问题，做了大量工作，他还经常拿自己的稿酬作为奖金分发给行政人员。他一直干到1984年编纂工作全部结束为止。后来，他对蒋金德说：“回头看看，一生中，自己干得最有价值最值得的事情，就是编纂《汉语大词典》。”
之后，方福仁又担任过浙江省出版局党组成员、浙江人民出版社党委书记兼总编辑、浙江古籍出版社总编辑、浙江省出版协会副主席和顾问、中国出版协会理事。1989年5月在浙江古籍出版社离休。
作为一名学者，方福仁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史，先后发表论文20余篇，结集出版为《李自成史事新证》一书。在浙江古籍出版社期间，他提出整理出版《黄宗羲全集》，并参与审订工作；主编出版了“明末清初史料选刊”31种，负责其中部分书稿的校点和全部书稿的审订工作；校点出版了大部头书《罪惟录》。此外，他还个人编著了《多形式典故词典》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