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明
近年来，金华地方文化著作如雨后春笋，令人欣喜，但多为史料汇编或专项研究著述和文章，尚未见有“全面系统集中说古城”，且有思想深度与学术创新的作品问世。浙江摄影出版社推出的《金华古城文化》（林一心主编），以其独特的学术风格与人文情怀，在同类著作中卓然出众。
展开这部厚重之作，犹如推开一扇穿越时空的大门。万佛塔的飞檐在晨雾中若隐若现，八咏楼的翘角掠过岁月的风霜，滔滔婺江水裹挟着“水通南国三千里”的豪情，将李清照的清吟送入耳畔。这般沉浸式的阅读体验，源自作者对古城文化的全景观照。金华建城史可追溯至秦汉，书中以“小城—重城—大城”的演进为主线，勾勒出从秦汉设县到跻身浙江三大城市群、四大都市区的完整脉络。尤为可贵的是，本书突破传统地方志的局限，引入考古学、人类学等多维视角进行深度阐释。
关于道教文化的章节，不仅追溯其源流，更深入剖析为黄初平立传的葛洪其人及其思想，揭示出黄大仙文化内涵深厚、传播深远的深层原因，这也是金华山被尊为道教“第三十六洞天”的文化根基。梳理三清宫、城隍庙等重要道观的历史沿革，佐以《太平御览》《云笈七签》等典籍，这种文献考据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让尘封的历史走出书斋。对道教宫观遗址与传说的考证，既征引《金华府志》等旧籍，又融合当代民俗学者的成果，生动展现了道教文化在金华的本土化历程。此种研究范式，为地方文化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鲜活样本。
慈善文化的专题研究堪称全书的一个亮点。作者依托《金华府志》《两浙金石志》等史料，系统梳理了从宋元至明清的永济院、养济院、惠民药局慈善事业发展脉络，揭示了民间慈善组织在灾荒赈济、医疗救助、捐资助学中的重要作用。这些细节不仅丰富了古城文化的内涵，更彰显出金华“义利并重”的地域精神。特别令人动容的，是对明永乐年间袁氏子承父业修建上浮桥（宏济桥），以及官民合力建造下浮桥（通济桥）的生动记述。当我捧读至此，正值“新上浮桥”开通。望着新桥上人流如织的景象，历史画卷与现实图景交相辉映，令人顿生穿越时空的奇妙幻觉。这种将个体命运与城市发展紧密相连的叙事，让史料瞬间变得鲜活可感，也更彰显此书的魅力与价值。
《金华古城文化》以“万年上山”为切入点，通过对出土彩陶片、石磨盘等文物的分析，揭示稻作文明对金华文化基因的塑造。正是这种追根溯源的研究，让读者易于理解：为何这片土地既能孕育吕祖谦、陈亮等儒学大家，又能诞生艾青、施光南等文艺巨匠。书中关于儒学发展的章节，展现了金华作为“小邹鲁”的文化底蕴。从南宋吕祖谦开创婺学，到明代章懋重振书院，作者以《东莱博议》《枫山语录》等典籍为依托，构建起金华儒学传承的清晰脉络。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对“北山四先生”学术思想的比较研究，通过剖析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的师承关系与思想异同，彰显婺学“经世致用”的鲜明特色。这样的学术自觉，让本书成为解读地域文化密码的重要文本。
在城市化进程加速的当下，这部著作的出版恰逢其时。它提醒我们：每座古城都是活态的文化基因库，守护古城就是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
让历史照亮未来，让传统焕发新生。当浮桥再次横跨婺江，当八咏楼的明灯映照现代都市的天际线，我们尤需这样的文化自觉。《金华古城文化》给予我们珍贵的启示，不仅在于对过去的梳理，更在于对未来的思考。书中对“浙学精神”当代价值的探讨，通过分析吕祖谦“讲实理、育实材、求实用”的教育理念和“实学”文化精神，为现代教育改革提供了历史镜鉴。这种古今对话的研究视野，赋予本书超越地域的普遍意义。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回望，金华古城的千年文脉依然清晰可辨。当我们在书中读懂金华的稻作文明、儒学基因与慈善传统，其实也是在思考：如何让更多古城的文化肌理，在岁月流转中永不褪色？或许，这正是本书超越“地方风物志”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