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赵如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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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汪曾祺在《金岳霖先生》一文的结尾写道：“希望熟知金先生的人把金先生好好写一写。（西南）联大的许多教授都应该有人好好地写一写。”
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英士大学的老师。作为一所存在10年的大学，英士大学的办学历史虽然短暂，校舍虽然简陋，但在此执教的老师并不简单。如今，穿过半个多世纪的尘烟，回望那些在讲台上种桃种李种春风的学者，依然能感受到他们严谨的治学作风，以及科研报国的壮志。
洪逮吉、裘献尊、盛叙功，这三人的名字在今天有些陌生，他们都在金华诞生，都远涉重洋求学，都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在自己擅长的学科发光发热。
叫一声“先生”，致敬他们在学问路上的探索、对家乡对祖国的真情。
洪逮吉—— “搞能源研究是我的责任”
金华开发区洋埠镇青阳洪村，曾走出一对学业有成的兄弟——哥哥叫洪初吉，就读于日本东京明治大学和法政大学，创办过汤溪县立简易师范学校、汤溪县立初级中学；弟弟叫洪逮吉，毕业于同济大学工学院机电系，我国著名热力循环和能源专家，为我国的教育和科技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
两兄弟的父亲叫洪承鲁，曾任海宁县知事。洪逮吉出生于1917年，从小喜欢读书。“11岁时，他只身一人到杭州初级中学（现杭州第四中学）求学，14岁又去上海同济大学附中学习，后考入同济大学工学院机电系。”洪逮吉的大儿子洪致平说。
毕业后，洪逮吉曾在同济大学、暨南大学任教。1946年，受校长何炳松的聘请，他来到英士大学，成为工学院机械系的副教授，教授热工学。那一年，洪致平刚出生，对父亲在英士大学的教学经历并不清楚。
英士大学解散后，洪逮吉前往之江大学，该校后来转入浙江大学，洪逮吉即到浙江大学执教，1956年晋升为教授。上世纪50年代初，他创办热能动力装置专业，任教研室主任，浙江大学由此成为全国最早设置热能动力装置专业的院校之一。1963年，作为浙大首批硕士生导师，洪逮吉招收第一届“热工循环与工质的热物理性质方向”研究生，在高等热工基础和热动力学领域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
在洪逮吉的几个儿女中，只有洪致平听过父亲讲课。那时，浙江大学还在大学路，洪致平因腿部感染，跟随父亲到教室，坐在最后一排。“父亲一边讲，一边在黑板上写了不少公式和计算过程，中间还和同学交流，我也听不懂，只是静静地坐着。下课后，还有许多同学围上讲台，问这问那，好像很喜欢上父亲的课。”2017年，在洪逮吉诞辰100周年时，洪致平写下长文《大爱之父亲》，里面有这样一段回忆。
1954年，有学生给洪逮吉写信：“不怕肮脏，不厌重复，手拿机械零件一一向同学解释，这种真挚使我们太感动了，大大鼓舞了我们的学习热情与信心。”
老师的教学风格一以贯之，在英士大学执教时的洪逮吉，应该也是这般认真热情吧。
除了见证父亲上课，洪致平还见证过父亲编写教材。“1961年的一天，吃过晚饭，父亲带了三位老师来家里……把吃饭的桌拉开成圆桌，在桌上放上书、纸、图表，还有计算尺等，三位老师围桌而坐，按照分工，各忙各的，有的画图，有的写字，有的誊写。父亲不时地指导、讲解。晚上10点多，我准备睡觉，只见他们仍在忙碌着，母亲为他们送去热鸡蛋汤作为夜宵。第二天早上，当我起床时，发现他们还在忙，原来他们忙了一个通宵。父亲告诉我，他们正在抓紧编写由国家教育部下达的全国统一教材《流体力学》，主编由他担任。”
在倾心投入教学工作时，洪逮吉始终没忘记科研工作者这一身份，他对科研事业的追求，一直延续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952年2月，洪逮吉撰写了第一篇科研论文，题目是《改进蒸汽动力循环的建议》，先寄给中国科学院，又分寄给中央有关部门、华东高教局和有关大学，都没有得到同意做试验。几年后，苏联的技术公报上刊出与洪逮吉研究题目相似的科学论文。1956年10月13日，上海《文汇报》记者全一毛以《一件科学研究工作的遭遇》为题，公开为洪逮吉鸣不平。
首篇科研论文受冷遇，没有动摇洪逮吉科研报国的决心。1966年，他参与了“09工程”——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工程，由聂荣臻主持，由国防科委组织海军与六机部具体实施。洪逮吉赴京参会，接受“09工程”的探索气体循环方案的研究任务。浙江大学以“600科研课题”组织实施研究。在洪逮吉和科研组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只用半年时间，对气体循环的方案、系统，以及汽轮机、压汽机泵、回热器等设备进行探索研究，并做了初步设计、计算，绘成机组设备图及总体布置图，上报六机部第七研究院。1976年，洪逮吉根据“715所”（核潜艇总体研究设计所）1967年提出的要求和参数，将“CO2过热气循环”重新设计和计算，对原方案再做修改，报给六机部第七研究院。1976年2月5日，在收到方案的第二天，我国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彭士禄派刘英华等人到杭州与洪逮吉面谈。此时的洪逮吉，已患动脉硬化数年，再加上在1976年初修改方案时用眼过度，左眼底深层大片出血，只能卧床接待刘英华等人，做口头交流汇报。最后，因当时条件不成熟，洪逮吉提交的方案没有被实质性采用，但他希望国家拥有利器、守护和平，并为之倾注心血的情感，表露无遗。
即便是在退休后，洪逮吉也没有放弃科研工作。没有经费，没有助手，他孤军奋战，跑遍杭州的各类图书馆，收集了全国半数以上省份的地热、太阳能资料和近10个湖泊、水库及近海的水温资料，还下工厂、农村、水库，开展实地调查，参加全国性能源学术会议。1978年至1981年，他写了上万字的《关于大力开展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的建议》，还提出了“双热源的联合热力循环及其装置”的项目研究。在没有打印机的情况下，妻子、儿子、女婿、大舅子都当过他的助手，抄写他的建议稿，寄给学校领导、省委领导，甚至寄给国家科委领导以及钱三强等院士。洪逮吉说：“我是搞能源研究的，这是我的责任。”
1985年9月2日，洪逮吉因病去世。一个月后，国际能源利用学术大会在美国举行，他的科研论文《多热源的联合热力循环》向世界宣读。让理论成果走上世界论坛，洪逮吉的夙愿终于实现。
裘献尊——
寒酸教授为国育才
2022年，89岁的太原理工大学退休教授裘以惠接受采访，说他的人生信条是“不求名利，坚持原则，奉献祖国”，他还说，他这一生受父亲影响很大。
他的父亲叫裘献尊，兰溪市游埠镇裘家村（今郎家村）人，出生于1899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后获得美国普渡大学硕士学位，曾任广西大学教授，英士大学教务长、工学院教授兼电机系主任等职。
多年过去，知道裘献尊在英士大学工作过的人不多，今年91岁的兰溪人章宪是其中一个。“裘献尊是我舅舅，他在英士大学教书时，我到他家去过。”章宪的回忆，帮我们拼凑起了一个言语不多、爱看外文书籍的学者形象。
据章宪讲述，裘献尊的父亲做木材生意，家底丰厚，裘献尊读书成绩不错，尤其是数学题，几乎从不出错。为了培养他，家人不吝钱财，出资5000大洋，助他前往美国求学。
学成归来，裘献尊到广西大学担任电机系主任。抗战期间，广西大学迁往贵州榕江，教室紧张，经费有限，教职员工收入微薄。有篇题为《抗战时期迁入榕江的三所国立学校》的文章，在描述广西大学教职员工生活窘境时，举了一个例子——电机系主任裘献尊教授贫病交加，裘夫人只好在宿舍门口卖汤圆。
章宪认为，这份资料应该是真实的，因为裘献尊有6个子女，负担重，收入低，日子确实过得不轻松。广西还经常发大水，有一次，为躲避洪灾，裘献尊一家人逃到房顶，有人开船来营救，一家人刚上船，房屋就轰然倒塌。
自己的日子举步维艰，裘献尊对生活困难的学生却非常关照。广西人蒋钦辉著有《风雨榕江路》一书，里面记载过一个细节——香港沦陷后，一名叫卢少山的学生考入广西大学电机系，父母都在沦陷区，他经济拮据，好在学校给予贷款，免了学费，每月还有几元的生活补贴。“回忆学校的生活，他深感老师对学生的爱护，对系主任裘献尊印象很深，因为他对来自战区的学生颇为关照。”
1947年，也许是家乡情结难以割舍，裘献尊回到金华，在英士大学执教，担任电机系主任。有一个说法，说他和洪逮吉相识，是洪逮吉邀请他来到英士大学的。洪逮吉的儿子洪致平认为，当时好友之间确实可以推荐或建议。
裘献尊在英士大学教书，大儿子裘以文在英士大学读书，二儿子裘以成、三儿子裘以惠在兰溪读书。章宪那时十三四岁，和裘以成、裘以惠年龄相仿，常跟随他们到位于金华的裘献尊家玩。
“舅舅（裘献尊）身高不到1.7米，瘦瘦的，话不多，见有人来打个招呼，之后就没多少话，常常是捧起书看。”章宪回忆道。裘献尊家里书很多，且多为外文书，他常常看到深夜11点。有学生来家里请教问题，他都耐心解答。
新中国成立后，裘献尊任浙江大学教授，后应聘于大连第二海军学校，从事军事教学与研究工作，培养海军科技人才。曾就海军在军事工业方面提出与美国、苏联两国学者不同的理论，为解决重大军工问题作出了贡献。1957年，他以解放军科技代表的身份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在中南海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接见。1958年，他调入上海国防科委七院五所，担任研究员。
1970年，裘献尊病逝，曾陪他辗转于榕江、金华、杭州、上海等地的裘夫人，活到100多岁。裘献尊献身科研的精神，影响了他的儿子裘以惠，因为在土木工程领域的创新性研究，裘以惠多次获得全国大奖，退休后，他继续为国家建设发光发热。
盛叙功——
我国著名地理学家
和洪逮吉、裘献尊一样，盛叙功也是留学归国到英士大学教书的学者。
盛叙功是金华人，1902年出生，192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史地部，留日归国后曾任教于暨南大学，长期从事地理教学与研究工作，是我国人文地理学家。
1931年，盛叙功编写了我国最早的系统性交通地理著作《交通地理》，这是我国最早的交通地理教材，该书根据日本地理教授富士德治郎编写的《世界交通地理概论》编译而成。在该书的总论中，作者陈述交通地理学为经济地理学的分支，交通地理学的研究目的为“研究交通事业所受地理环境的影响以及与人类活动之关系”，且进一步指出，因自然环境长期不变，故主要任务是关注后者，即人民生活与交通的关系。这些论述对后来交通地理学定位的一些争论仍有启示，或亦适用于人文地理学其他分支。此外，书中多有交通地理学与政治、军事关系的论述，有鲜明的时代感，对当时我国交通规划决策和交通地理学在政治、军事方面的研究，亦有原则指导的价值。
此外，盛叙功还编译了《人文地理学概论》，出版了《中国人生地理》等书。在《人文地理学概论》的译者前言里，盛叙功写道，当时的地理学是不是科学，是何种科学，是文化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没有定论。他觉得地理学彷徨于歧途，所以他在教务之余，花一个月时间来编译此书，希望用作高中以上人文地理学的教科书。这份三四百字的简言，道出了一名地理学开拓者的初心和坚守。
除了著书立说，盛叙功还加入了我国第二个地理学术组织——中华地学会。该组织于1931年在上海成立，1936年停止活动，葛绥成、李长傅、盛叙功、刘虎如等人为主要发起者。学会通过出版学术刊物、召开会议等方式，在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它出版的《地学季刊》是我国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地理思想、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地理学刊物。
盛叙功曾受邀到英士大学执教。根据浙江省档案馆英士大学档案，他为法学院副教授，到校时间不详。后来，盛叙功前往西南大学，成为该校历史地理学科的早期奠基人之一，推动该领域成为重庆市重点学科。晚年（1985年），他与孙培良共同创建西南大学伊朗研究专业，奠定国内伊朗研究基础。
伊朗位于亚洲西南部，南濒波斯湾和阿曼湾，地理位置重要，战略意义显著，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文明交会的桥梁与枢纽。盛叙功选择这个研究方向，符合他一直以来的主张——交通地理学主要是研究人民生活与交通的关系。
从我国地理学的开拓者，到晚年研究中东地区重要国家，盛叙功诠释了什么是“择一事，终一生”的学者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