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 华
“文人病”，委实是个有趣且耐人寻味的话头。可惜人们把定义下得狭了，以致这个顶有趣的词不得太露头角，着实可叹！所以我打算把它的定义引而申之为“广义的文人病”。
“广义的文人病”本不是个绝对的症候，只不过是“文人”的习惯。文人既非一般老百姓，所以他们的习惯也就被称为“病”了。这无论是在脉象上或其他生理循序上，是不会有什么变动的。
这种“广义的文人病”大概是自有文人存在起便有了，从六朝时便可见。翻开《世说新语》会发现一个个疯疯癫癫的人物大踏步到我们眼前来。为了酒，他们可以闹出极大的笑话，更有像王桀的好驴鸣等。也不能说那不是“文人病”的一种，他们还有一种几乎共通的习惯是“行散”（今将“行散”解释为散步实为大谬）——就是一种为了养生吃一肚子热药，上大街瞎喝喝的举动，这是前话。
唐代，文人们便有些规矩了。这大概是因为以前文人是占有较独立地位的。而唐人大兴科举，视文人的技巧（即作文吟诗）去选择国家的栋梁。所以不少的风流才子都成了峨冠儒者。可是像李白之类的文人还颇有几个：虽不若六朝及唐朝太白的乖张不羁，像香菱似的诗迷还大有人在。
以后，便愈来愈不行了，以迄于清代愈弄愈糟，“不值一文钱”的文人便大量产生了：他们引据着“正经正注”，拿出“正襟危坐”的态度去责备人；另外一面却以诗酒风流的手段，文饰自己的过失，这种“文人”才是绝对病态的文人，他们不单自己写不出一篇半什有个性的文章，就是祖先留下的遗产，也都被糟蹋尽了。
谈到我们当下的文坛现象，便不敢不搁笔了。因为处在同时间同空间中的人对这范围的观察是不易允正的，不过仅觉得现在我周围广义的“文人病”患者太多真文人太少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