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孙媛媛
1944年5月，在温州泰顺里光村办学的英士大学迎来了一位新老师，他叫葛绥成，任学校地理学系主任兼训导主任。这名47岁的新老师戴着一副圆形的近视眼镜，中等个子，人瘦瘦的，看起来和蔼可亲。对于“葛绥成”这个名字，大家并不陌生。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小学地理教科书不少是他编写的，葛绥成在当时的地理学界已久负盛名。
在任教大学之前，他是上海中华书局地理部主任，编著、翻译了数十本地理学术书籍和教学书籍。他还是中华地学会的主要负责人，编辑了130余万字的《地学季刊》。在我国近代地理学作者中，他可以说是著述最丰富的一人。葛绥成的一生都围绕“地理”二字，他写作、出书、编辞典、研究地图、开展地理学教育，把对祖国和家乡炙热而深沉的爱，化作书籍里寸土不让的疆域边界，化作一个个地名背后用脚步探索到的风土人情。
动荡岁月潜心著书 坚忍耐苦而后有成
清朝末年，东阳葛宅的一户贫苦农家，一个男孩在阁楼尘封的柜子里找到数册积灰的旧书，残破的书卷上印着“寰瀛山水略”几个字。他小心翼翼地翻看着，书里介绍的山川河流、地理地貌都是他不曾见过的奇妙世界。男孩如获至宝，这几本手抄本残卷倏然打开了他对地理世界的向往。
这个男孩就是葛绥成，他手中的《寰瀛山水略》正是葛氏先祖葛铭留下的著述。地理，果真成为葛绥成热爱一生的追求。1914年，17岁的葛绥成从浙江第七师范学校毕业，留校工作后又到义乌教书。1916年，他入职上海中华书局，3年内便从一名练习生成长为地理部编辑。1932年，35岁的葛绥成担任中华书局地理部主任，还先后兼任大夏大学、暨南大学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等7所学校的部分地理课教学工作。
当时的上海中华书局云集了一大批专家学者及社会名流，包括梁启超、于右任、田汉、张闻天、潘汉年、徐志摩等。葛绥成在进入中华书局的短短几年内就崭露头角，施展抱负，做出了不俗成绩。
过去的地图以单张为主，反复折叠后折痕处易破损缺字。1927年，葛绥成编制了《袖珍最新上海地图》，巧妙地将整张地图分成36块（横九竖四）粘贴在布面上，各幅图看似分开实际又连成一体。展开时有四开大小，折叠后只有64开，方便携带又不会留下折痕。
1931年1月，中华地学会在葛绥成的主持下成立，学会包括上海乃至全国的地理学教学工作者和编辑工作者，主要负责人有葛绥成、楚图南（楚曾）、盛叙功等。这是继北京中国地学会之后我国成立的第二个地理学术组织。学会的主要工作是编印《地学季刊》，至1937年全面抗战前夕，共出8期，约130万字。
葛绥成最多的精力放在书籍出版上。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前，他先后编撰出版了《太平洋问题之解剖》《中国之交通》《地图制作法》《南海九岛问题》《中国近代边疆沿革考》《近代地理发现史》《乡土地理研究法》等专业书籍，总字数超700万字。此外，《初中本国地理》《高中本国地理》《中国地理概论》《地理教学法》等中小学地理学教材也经他之手。
其中，3本地名辞书奠定了葛绥成在我国地理学界的地位，分别是1924年出版的《中外地名辞典》（中华书局版）、1932年出版的《最新中外地名更置录》（中华地理研究社版）、1940年出版的《最新中外地名辞典》（昆明中华书局印行）。
《最新中外地名辞典》是新中国成立前篇幅最大的中外地名辞典，全书有1730页，近20万字，厚达12厘米。该辞典收录了25000余条中外地名，光附录就包括中国行政区域表、中国省市区面积人口表、中国商埠表、世界面积人口表、英译中国重要地名表、西中地名对照索引等丰富内容。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题序，称葛绥成编该辞典“将以后学之津梁，奠地学之基础”。
如此一本皇皇巨著，编撰工作量之大，让人难以想象。葛绥成在《最新中外地名辞典》的《缘起》中自述，“动辄篝灯深夜，二三知己睹此劳拙，辄以何时可以杀青相询，激者且以迂阔见讥。私心以为事无难易，必须坚忍耐苦而后有成，故仍安之若素”。
据地理教育家、华东师大地理系教授褚绍唐生前回忆，葛绥成在编写该辞典的过程中广泛搜集资料，包括各国地志、参证舆图、志乘游记等不下百余种。同时，还采用调查搜集的方法，“记得在（20世纪）30年代初，他曾要我提供有关我家乡宜兴的几条地名资料，这也说明葛先生注意到充分利用实地调查的方法”。在褚绍唐看来，这部反映国内外地名实况的地名辞典，保存了20世纪40年代以前最为完备的地名记录，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跋山涉水任教英大
翔实记录沿途见闻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华书局总管理处内迁重庆，上海的编辑所暂停工作。动荡的岁月里，葛绥成先后赴暨南大学和英士大学任教，将对地理学研究的满腔热情倾注到莘莘学子身上，致力于培养更多能报效祖国的有志青年。
葛绥成有写日记的习惯。身为地理学家，他每到一地便仔细观察沿途地理名胜、乡土风情和社会经济情况，并做详细记录，有时还为一地发展建言献策。他自述，“我素性爱游山玩水，这不但可以领略各地的名胜，陶冶我的性情，更得知道各地的生活状况和风土人情”，“我住在都市里，平素于机械生活之余，每年总想作一次长途旅行，去领略自然的美丽，细察社会的情形，以广见闻”。
葛绥成撰写的《陕西之行》《西南纪行》《浙东之行》《闽行纪略》等地理日记散见于《地季学刊》《人世间》《民力》等刊物，一度成为当时真实详尽的“导游指南”。关于赴英士大学的坎坷经过及在泰顺任教期间的见闻，他写了一组15篇小记，共7000余字，名曰《浙南行踪追记》，记载了自己从东阳出发，一路躲避敌人炮火、翻山越岭步行15天至英士大学的见闻和感想，总行程达300多公里。
启程便遇艰辛，“到了二十五里之过山桥，大炮与机枪齐鸣，火花四发，余行走的路途，均在射程以内，附近同胞纷纷越溪乱奔，斯时余进退两难，旋决意前进，拼命健步，以避火力所及”。一路上，葛绥成目睹了被敌人焚烧的村庄、无家可归的同胞、受敌蹂躏的邻县，此般风声鹤唳和情绪紧张，他不免心生“他乡终日忆吾乡，及到吾乡值乱荒”的悲苦之情。
除了躲避敌人的炮火，他还要在饥不果腹的情况下攀爬险阻的山路，夜幕降临后时常找不到合适的住处，“余只得在一戏台上寄宿，四周寒风袭衣，睡在台板上，一面看云去，一面看月来，寄身异地，念及安全，毛发为之凛冽”。
即便在如此艰险的情形下，葛绥成依旧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他记录了沿途苍松与翠竹争奇，飞瀑与奔泉斗响；记录了时值七夕良辰，数十里内的男女精神饱满地聚会。他还偶遇一名中学生拿出纪念册请他题字，“余虽疲倦，亦乐于涂数语以鼓励之”。
当时，16岁的女儿葛爱娥与他同行。在涉水途中，洪波激湍，沙石滑溜，他们的衣裤均被浸湿，湿而复干，干而复湿，不知数次。处此困难环境，女儿“毫无倦容”，这也让葛绥成深感欣慰。
经过一路长途跋涉，葛绥成到了景宁县城，了解到英士大学在鹤溪小学设有办公处，农医两院在泰顺司前开学，法学院与合作、艺术两专修科以及各院新生在里光开学。当时，英士大学校长杜佐周在景宁见到葛绥成，既欣慰又诧异，询问他是怎样到达学校的。葛绥成将半个月来纵贯浙江半省、饱尝路途艰苦的经过一一告知，并在鹤溪小学休息了两天后，再次踏上前往里光和司前的路途。
当时，里光和司前共有英士大学学生800余人。站在地理学的角度，葛绥成如此描绘里光：“全村住屋成一环形，而空其间。想来不外乎三种原因：一则全村沿四周山麓而建造，可以避风；二则取山水为饮用，较为便利；三则全村中间地势低洼，建屋易受水患。”司前则是“有溪贯流其间，故住宅多沿溪建造”。
葛绥成还记录了景宁至泰顺一带的畲族风情、瀑布风光与县城剪影。正如他在日记中所说，“我们的旅途，如果是康庄大道，那是最好。可是事实上，千山万水，跋涉维艰，敌人流窜时候，我们走路，更是提心吊胆。惟其如此，事后追忆起来，才有意义，才能表现出丰富的生命力”。
孜孜不倦地理通
拳拳之心报家国
1945年抗战胜利后，葛绥成返回上海继续担任中华书局地理部主任。1947年10月，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在上海成立，葛绥成任总编辑，主持编辑会刊《地理之友》。1951年，上海地图联合出版社成立，他又担任总编辑。除编辑各类地图外，他还主持编辑一套先后出版达数十种的《地理小丛书》。1954年，上海地图联合出版社与北京的新华地图社合并为地图出版社，地址迁往北京，葛绥成也随之赴京任编审。
工作期间，总有同事到办公室向他请教，多则每小时有四五拨人。凡是地理上有关事项或疑难问题，他总能随口解答。据他的助理曹祖尧回忆，“有他一人在社，就不须受查翻资料之苦，众人皆尊称他为‘活字典’，是地理学上的‘国宝’”。
葛绥成还精通英、日、法、德、西班牙、蒙古、朝鲜等多国文字，被称为“外语通”。新中国成立后，他已年过半百，依旧坚持每夜去上海书局学习俄语，风雨无阻，从不间断，不到一年就能通读俄文并翻译，将马列主义用到地理学科上。
褚绍唐与葛绥成交往40多年，“感到他工作始终辛勤，孜孜不倦。他衣着很俭朴，谈吐很爽直，完全是一个书斋学者风度”。褚绍唐曾多次到葛绥成家中，但见满壁书架，甚至地上和桌上也都堆满了书，“似乎零乱无章，实际上乃是他终身埋置在书堆里，像蜜蜂吮吸花粉似的，吸取营养，酿制蜂蜜，以哺育后人”。
大半生漂泊在外，葛绥成心中最柔软处始终留给家乡东阳。1938年12月，他的母亲因病去世，翌年夏天，他的姐姐也不幸离世。在此期间，葛绥成回到东阳。山水环绕，鸡犬相闻，离开上海的快节奏生活，他的内心得到短暂的安放。1939年，他著就《乡土地理研究法》，字里行间表达着对乡土的热爱和崇敬，他深情地在书的扉页标印“敬献给我的父母亲”。
次年，葛绥成在家乡又完成了他的经典代表作《最新中外地名辞典》，他在序中落款“东阳葛绥成识”，还特别在地图中标注家乡所在地“葛宅”，用独有的方式表达对家乡的赤子之心，或许就是这位地理学家的浪漫。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葛绥成在编著书籍时总是心怀家国。1934年，他编著出版《中国近代边疆沿革考》，这部著作广征博引有关资料百余种，叙述了我国与沙皇俄国、英属地、法属地以及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交界的海陆疆界和若干国际纠纷，对遏制帝国主义侵华野心、捍卫我国神圣领土和主权、激励我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产生积极作用。
1969年，正值苏联企图侵略我国领土珍宝岛，据他的外孙葛方文回忆，“外祖父对苏联的侵略行径义愤填膺，他曾告诉我，1962年爆发中印边境战争，他向有关方面陈述中印边疆史实，为捍卫我国领土完整作出贡献”。
1978年，葛绥成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他挚爱的世界，享年81岁。他生前向有关部门捐赠了数万册珍贵的图书资料。他的骨灰由儿女小辈护送回东阳，安葬于葛宅山上，墓碑上刻着“地理学家葛绥成之墓”，一旁有行小字写着：姓名扬五湖四海，著作传千秋万代。
2017年，东阳举办葛绥成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缅怀他的人从五湖四海而来，人们参观他的老宅，只见楼房门楣上赫然题着葛绥成亲笔“吾爱吾庐”，钟情家国的拳拳之心一览无遗。
（东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张敬为本文撰写提供诸多帮助，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