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博物馆：从“文化容器”到乡村“活力场”

宁晶

乡村博物馆作为近年来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特色抓手，经历了从概念提出、零星试点到全国范围内蓬勃发展的过程。这些博物馆最初大多着眼于文化遗产的抢救性保护，侧重于收集、整理和展示具有地域性特色和历史年代感的器物，扮演“文化容器”的角色。与传统博物馆不同，乡村博物馆的最大优势在于“在地性”——它深深植根于当地文化土壤，能够提供一种特定文化触动。这些展品不是冰冷的陈列，而是“会说话的历史”，通过沉浸式场景和互动体验，让受众在“行走的课堂”中感知乡土情怀。更为重要的是，乡村博物馆通过物质文化的展示，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集体记忆的建构。这种参与式的记忆建构过程，促使被动的受众转变为积极的文化生产者和传播者，强化了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

然而，不少博物馆也面临“有馆无物”“有物无声”的困境，与村民日常生活和乡村发展动态脱节。越来越多的地方意识到，乡村博物馆不能只是封闭的“文化容器”，更应成为促进乡村发展的“活力场”。这种转变意味着博物馆功能的重构：从单一的收藏展示转向文化生产、社会聚合、经济助推等多重功能复合。活化运营成为乡村博物馆发展的关键词，其成功与否不仅在于保存了多少实物，更在于能否激活乡村内在发展动力。活化利用与活力激发，构成两者之间最深层次的交集。

文化经济：交融互促的内在机制

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基础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乡村博物馆的活化利用，实质上是一个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转化的过程。布迪厄的资本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分析框架：乡村文化资源通过博物馆的收集、整理、展示，实现从单纯文化资本向符号资本的转化，进而通过文旅融合、创意产品开发等路径，完成向经济资本的转化。这一过程不是简单的文化商品化，而是文化价值的多重变现。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转化必须遵循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过度商业化会导致文化资源的“内卷化”和“空心化”，使其失去本真性，而完全排斥市场机制又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理想的状态是找到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最大公约数”，形成良性互促机制。

人的回归与重塑：活力激发的核心要素

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人的振兴，乡村博物馆的活化同样依赖于人的参与。特别是青年的回归，为乡村带来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多重提升。从人力资本视角看，青年群体带来的新理念、新技术、新方法，有效突破乡村博物馆发展的传统路径依赖。他们更擅长运用数字化手段、创意策划和现代管理方法，提升博物馆的运营效率和吸引力。从社会资本角度看，青年回归重构了乡村的社会网络结构。他们作为“结构洞”中的桥梁，连接乡村与外部市场、资源和技术，为乡村博物馆注入新的发展能量。同时，他们的参与也改变了乡村的人口结构和文化生态，使乡村重新成为富有吸引力的生活空间。需要警惕的是，要避免将青年回归浪漫化或简单化。必须通过制度创新，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和价值实现渠道，才能真正留住人才、激发活力。

价值重构与认同重塑：现代性困境的破解之道

在现代性冲击下，乡村面临着不容忽视的价值危机和认同危机。而乡村博物馆通过价值重构和认同重塑，为这一困境提供了破解路径。从某种意义上讲，乡村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和价值何在，乡村博物馆就应该努力扮演相关的角色和集中展现相应的价值。一方面，乡村博物馆通过系统梳理和展示乡村文化资源，重新确立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价值。这种价值不仅是工具性的，更是存在性的——乡村为现代人提供了另类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的可能，成为抵抗现代性单一化、扁平化的重要阵地。另一方面，乡村博物馆通过提供情绪价值和体验价值，满足现代人的精神需求。在高度流动、疏离的现代社会中，乡村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个体与共同体、人与自然的情感纽带，提供稀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这种价值重构不是简单的怀旧或复古，而是基于现代需求的创造性转化。成功的乡村博物馆往往能够找到传统与现代的最佳结合点，既保持文化的本真性，又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和需求。

乡村博物馆与乡村振兴的双向奔赴，本质上是一个文化再生产与社会再建构的统一过程。这一过程既需要尊重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又需要把握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既需要政府的引导支持，又需要市场和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未来，乡村博物馆的发展应超越简单的物理空间概念，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的“第三空间”，在活化文化资源、激发乡村活力、重塑乡村价值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文化保护与乡村振兴的有机统一，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文化振兴之路。

（作者单位：中共金华市委党校。本文系2024年度浙江省党校系统社会科学联合会规划课题“乡村博物馆助力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机制及路径研究”〈ND24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