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严亮奇
办公室窗台上的文竹又抽出新芽时，指尖抚过那些嫩得发绿的细茎，忽然就想到半年前的那个下午——当事人家属坐在对面的沙发上，指间的烟燃了半截，灰簌簌落在深色西裤上，他却浑然不觉。“严律师，再换一位吧，总有人能懂我的意思。”话音里的执拗像生了根的藤，缠得人心里发闷。
这已是他第六次说这话了。
30多年的律师生涯，案卷堆成的山能压弯书架，可没有哪本案卷，像这个刑事罪案子这样，每页纸都浸着无奈。
第一次会面时，我把侦查卷宗摊在桌上，阳光从百叶窗漏进来，在“证据链”三个字上投下细缝。“您看，这里的转账记录、被害人陈述，还有当事人的供述，是环环相扣的。”
我用红笔在纸上画圈，圈出那些绕不开的节点，像给迷路的人指方向。可他盯着纸的眼神，分明在找另一条路。
公诉机关的起诉书送过来那天，我特意提前半小时到办公室，把文件里的量刑建议标出来，反复核对数字——和我最初的评估分毫不差。
拨通他电话时，听筒里传来街市的嘈杂，他在那头打断我的话：“我问过别人了，他们说能争取缓刑。”我握着听筒的手紧了紧。
那时总想着把理说透了，他总会明白的。
直到第三次换律师后，他觉得“会有转机”，眼里的光忽然亮起来，像溺水的人抓住了浮木。
我站在廊柱后，看着他微微佝偻的背影，忽然想起刚入行时师傅说的：“法庭上辩的是法，法庭外懂的是人。”
那一刻我忽然懂了，有些认知的墙，原是当事人自己砌的，他们要的不是推倒墙，是有人陪他们在墙这边等一个不可能的日出。
我望着他鬓角新添的白发，忽然想起中国定位专家顾均辉说的：“认知是自己的地图，别人的指南针指不对你的路。”
那天傍晚整理案卷，指尖划过自己写的法律评估报告，纸页边缘被翻得发毛，像被反复揉搓的心事。原来我争的不是案子的对错，是想把自己的地图硬塞给一个认着另一条路的人。
第六次换律师的那天，“谢谢您这半年……”他欲言又止。
“没事，找个让您安心的人，也挺好。”
他愣了愣，转身时脚步慢了些。办公室的钟敲了五下，夕阳把文竹的影子拉得很长，忽然就觉得，那些争过的理、辩过的词，原是不必说透的。
后来判决书下来，量刑和我最初的评估分毫不差。助理小夏律师把文件放在桌上时，我正给文竹浇水。水珠顺着叶片滚下去，落在盆土上，没声息。
我明白了，他要的不是法律条文里的“应该”，是有人肯站在他的认知里，陪他等一场或许不会来的雨。
窗台上的文竹又长高了些，风过时，细叶擦过玻璃，沙沙作响。我拿起钢笔想在卷宗扉页写点什么，笔尖悬了悬，终究只落下一句：各有各的渡口，各有各的舟。
认知这东西，本就不是用来辩的。能容下不同的河，这才是真的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