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秋强
2025年5月24日，湖州南浔刘氏后裔一行几十人在上浦象田参加“先贤刘履墓”老碑复立仪式，我感到上虞与南浔之间的刘氏血脉在此刻真正贯通了。
南浔“四象”之首的刘氏崛起，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奇迹。而这一切的起点，却是在上虞。清初康熙年间，家住丰惠西溪湖畔的刘履后裔刘尚贤拖家带口，挑着铜匠担一步步走到曹娥江的渡口，走过浙北的水乡泽国，最终在南浔落脚，“僦居于泰安桥之丝行埭”。那时候，谁能想到这个手艺人的后代，在太湖南岸开枝散叶，最终成为名满天下的江南望族。
刘尚贤的五世孙刘镛白手起家，15岁便在绵绸布庄做学徒，日得点心钱十文。若没有上虞人那股子韧劲，恐怕也就安于命运的安排，在布庄里从伙计熬到账房，终老一生。可他不甘心，偏要改行从事丝业。这个决定，改变了整个家族的命运。
刘镛不仅善于经营，更能审时度势。道光二十二年，他进入谈德昌丝行当伙计；四年后与邢赓星、张聿屏合伙，在镇上办起了小丝行。生意场上风云变幻，有一年春丝上市，“广庄”联合压价，刘镛的丝卖不出去。换作别人，或许就认赔了事。他却雇了船，将生丝运往上海。这一去，便打开了新天地——上海的丝价竟是南浔的三倍！从此，他频繁往返于南浔与上海之间，赚了一大笔。
咸丰元年，刘镛遭遇挫折，合作伙伴撤资，家中又接连遇到疾病、婚丧，资金周转困难。病倒在床的他，却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在思考：守着南浔这片小天地，收购来的生丝运往上海售予代理商，价格上受制于人，至多是从代理商的碗边捡几粒饭粒。他生出一个大胆的念头：冲向上海滩，直接与洋商贸易。
次年9月，刘镛开始闯荡上海滩。当时上海刚辟租界，洋商来了不少，本地商人却还“视为畏途，到者寥寥”，这给刘镛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他结识了徽州商人唐漾荷，此人任职于外国商行，“为洋商舌人”。在唐漾荷的帮助下，刘镛开始直接与洋商联系，经营生丝出口业务，迅速致富。
刘镛的智慧，还在于他能够未雨绸缪。经营生丝致富后，他清醒地认识到不能把资金集中在单一行业上，于是及时调整策略，投资盐业、典当业、房地产、茶叶经营、围海垦田等。同治元年，他涉足盐业，成为淮盐大盐商；同治四年，入股典当行，后又陆续开办了29家典当行；还在上海南京东路上建造了“鸿仁里”。到19世纪末，刘家的总资产已达2000万两白银。
发家后的刘镛，不忘上虞人的本分。他生活节俭，饮食服饰不求精美，甚至一般生病也不请医买药。但在捐资助饷、赈灾济贫上，他却一掷千金。同治二年，他去严州料理盐务，恰逢当地遭灾，百姓流离，饿殍遍野，他将随身所带的资金全部用于赈济灾民，以致自己染上疫疾，差点病死。光绪三年，河南、江西大水，他捐巨款并亲自解往两地。光绪十五年，太湖流域水灾，他筹资数万两，去芜湖采购大米运往湖州赈灾。临终前，他还立下遗嘱，将部分遗产购田设置“义庄”，资助贫困子弟入学、救助孤寡贫弱。
上虞人常说：“做人要厚道。”刘镛的厚道，不仅体现在慈善上，也体现在经商中。他与邢赓星合伙经营丝业，邢死后，他仍亲理出纳近20年，账目清清楚楚，从不多取一文。直至最后拆资析产时，他将所有账目公开，一无所私。这种诚信，为刘家树立了口碑，也赢得了商机。
刘镛之后，儿子刘锦藻、孙子刘承干等人，又将家族推向了新的高度。刘锦藻虽是进士出身，却未忘经商，投资银行、铁路、电力等新兴企业，参与创办浙江铁路公司、浙江兴业银行，成为江南近代著名的民族资本家。他还撰成《清续文献通考》四百卷，填补了“九通”之后的空白。刘承干则复活了先祖刘履的文化基因，倾心于藏书刻书，建造嘉业堂藏书楼，藏书达60万卷，被誉为“民国私人藏书第一人”。
刘镛另一位孙子刘承桓是旅美化学家，以其设立的“刘湖涵教育基金”和“刘承桓·南浔慈善教育基金”而闻名。虽身在异国他乡，他一直践行着刘家“百年世家、重在积德；万般好事、唯有读书”的家风家训。
如今的南浔，小莲庄依然秀丽，嘉业堂藏书楼依然静谧。每年有无数游客从各地赶来，瞻仰这座曾经的文化殿堂。当我们回过头来站在南浔刘氏起始点的西溪湖边，会想起刘尚贤挑着铜匠担上船渡过曹娥江的身影。那铜匠担上挑着的，不仅是生计，更是一个家族的希望与梦想。如今，南浔刘氏的故事已成为历史的一页，但只要偶尔翻开这一页，就标注着上虞的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