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
上虞黄酒文化源远流长。据古籍记载，晋代上虞人嵇含在《南方草木状》中记载了“女酒”，可见当地酿酒传统之深厚。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汇聚了一批文人学者，他们常以黄酒为媒，延续着这一方水土的雅集传统。
春晖同人小聚时，黄酒是常见的饮品。1929年朱自清在散文《白马湖》中回忆夏丏尊家：“丏翁的家最讲究。屋里有名人字画，有古瓷，有铜佛，院子里满种着花。屋子里的陈设又常常变换，给人新鲜的受用。他有这样好的屋子，又是好客如命，我们便不时地上他家里喝老酒。丏翁夫人的烹调也极好，每回总是满满的盘碗拿出来，空空的收回去……若是黑夜，便在暗里摸索醉着回去。”文中虽未明言酒的种类，但“老酒”二字已点明所指——在上虞，“老酒”便是黄酒、老白酒的通称，所饮的正是绍兴黄酒。据夏丏尊孙子夏弘宁回忆，祖父有时喝开甏老酒。夏丏尊居于白马湖旁的“平屋”，常以湖鲜家酿待客，更添雅趣。
俞平伯《忆白马湖宁波旧游》中，也留下了关于夏丏尊家晚饮的珍贵记忆：“其时夏丏尊先生方主持着春晖学校，和佩弦同事，他来访我约我们到他家晚饭，冒微雨而去，衣履为湿。与丏公虽是初见，却非常坦白，晚饮的印象颇深……饭后偕佩笼烛而归，长风引波，微辉继之。踯躅郊野间，纸伞上沙沙作繁响，趣味殊佳，惟苦冷与湿耳。”虽未明写酒，但“晚饮”二字，已足见当时情境。
朱光潜后来忆及这一段生活，笔下犹带酒香：“我们吃酒如吃茶，慢斟细酌，不慌不闹，各人到量尽为止，止则谈的谈，笑的笑，静听的静听。酒后见真情，诸人各有胜概，朱自清红着脸微笑不语，丰子恺雍容恬静，一团和气，夏丏尊则纵声大笑，笑声响彻整个屋子，形成一片欢乐融洽的气氛。”寥寥数语，一幅文人雅集图卷跃然纸上。
1999年11月，丰子恺先生的两位女儿陈宝、一吟编辑出版《爸爸的画》，其中《夜半》配文写道：“1922年至1924年，父亲任教于浙江上虞白马湖的春晖中学，又曾在宁波第四中学和育德小学兼课，经常往返跋涉于上虞、宁波二地，十分辛苦。他白天上课，课余常与夏丏尊、刘薰宇等同事聚会、饮酒、聊天，有时朱光潜先生也来参加。《夜半》这幅画，大约是当时情况的写照。”
春晖校长经亨颐亦常邀友聚谈。据经亨颐日记及后人记述，他曾在家中招待友朋，也给李叔同庆祝生日，虽无直接记载饮酒，但席间必有绍兴家常菜馔，黄酒作为当地待客之常品，很可能亦在席间出现。弘一法师自然不喝的。这种朴素而温暖的宴请，正体现了“知交温情”与“文心雅集”交融的春晖氛围。
这一酒文化传统后来随文人迁徙至上海，得以延续。20世纪30年代开明书店创立后，章锡琛与夏丏尊、叶圣陶、郑振铎、丰子恺、茅盾等一众文友延续白马湖时期的“酒聚”传统，每逢星期六晚上，发起“开明酒会”，规定会员须有一次能饮5斤黄酒方可加入，轮流做东。参加次数较多的是叶圣陶、郑振铎、王伯祥、周予同、丁孝先、夏丏尊、丰子恺、范洗人、章锡珊、章锡琛等。
钱君匋《三斤半绍兴酒》一文中生动记述了与丰子恺对饮的情景：“老师丰子恺自邻园村余宅迁居章锡琛福州路旧宅。一日下午约余至丰家左近王宝和酒店楼上共饮，每人一壶，每壶为绍兴酒半斤，自饮自斟，约定饮毕可将空壶倒置桌上，侍者即送来第二壶。如此者七次，即各饮绍兴酒三斤半矣。丰师笑言，此已合‘开明酒会’七五折之数。盖‘开明酒会’须饮绍兴酒五斤方可参加，而余饮量不及此数，夏丏尊云，‘君匋如参加酒会，可作七五折计算，大拍卖了！’闻者咸笑夏丏尊善做生意，以七五折拍卖招徕酒会会员。”这一则逸事，足见春晖同人之间亦师亦友、亦庄亦谐的深厚情谊。
1943年1月，夏丏尊夫妇结婚40周年。几位好友各带自己家里烹调的菜肴，到夏先生寓所表示祝贺。王统照先生曾作一文记述此事：“为他俩结婚40年，虽然物力艰难，无可‘祝嘏’，却按照欧洲结婚40年为羊毛婚的风气，大家于1月某夕分送各人家里自己烹调的两味菜肴，一齐带到他的住处——上海霞飞路霞飞坊——向老夫妇称贺，借此同饮几杯‘老酒’，聊解心忧。事后，由章锡琛先生倡始，做了四首七律旧体诗作纪念。因之，凡在书店的熟人，如王伯祥、徐调孚、顾均正、周德符诸位各作一首，或表祷颂、或含幽默……”这批曾活跃于白马湖的文人，将黄酒聚谈之风带入都市，成为文坛佳话。
丰子恺先生论及人生境界时，曾以酒为喻：“做人好比喝酒：酒量小的，喝一杯花雕酒已经醉了；酒量大的，喝花雕嫌淡，必须喝高粱酒才能过瘾。文艺好比是花雕，宗教好比是高粱。弘一法师酒量很大，喝花雕不能过瘾，必须喝高粱；我酒量很小，只能喝花雕，难得喝一口高粱而已。”以酒喻道，深入浅出，正是白马湖文人的通透与智慧。
如今上虞的“虞味十碗头”菜系，如醉香白玉蟹、白马湖白条、白斩鹅肉、清蒸鲚鱼等佳肴，仍延续当年夏家宴客的风格——以湖鲜佐黄酒，滋味醇厚，亦承载着历史记忆。
春晖师友的酒文化，并非纵饮，而是以酒为契、凝聚情谊，在浅斟慢酌间见文章风骨、教育理想。这一盏黄酒里，荡漾的是白马湖的月光，也是近代文人相交的清澈与温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