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爱华
大概在十多年前，同事建红和我说起，她外婆家的房子在抗日战争时期印刷过抗币。当时我很好奇，产生了去她外婆家看看的念头。但她告诉我，外婆家的房子几年前被拆掉了，非常可惜。
今年9月，我有幸跟着几位作家去陈溪采风。第一站便是“浙东新四军后勤基地”，一座清雅简洁、白墙黑瓦的仿古四合院。基地有三个展厅，第二个展厅以“九厂两院”的旧址内容进行布展。在一块“抗币印刷厂”展板前，我停住了脚步。
“高苏是小陈岙村的一个自然村，在陈溪乡东北部海拔600多米的山上，位置十分隐蔽，入村山路陡峭。1945年3月，村民王炎木主动让出新房作为抗币印刷厂，自己住旧房。”文字说明的左边有一张老大娘的图片，下面写着“王炎木妻子夏桂花遗照”。看着文字和照片，我当即想到了同事建红，马上拿出手机拨通了她的电话：“你外公叫王炎木，你外婆叫夏桂花？”得到她肯定的回答后，我跟她说，下次带我去一趟高苏。
在去高苏前，我约上建红去了一趟她86岁的老母亲家。那天，正好建红的小舅舅也在，他就是“抗币印刷厂”展板上提到的王炎木小儿子王纪寿。姐弟俩一点一点地向我讲述了那段远去的历史。
1945年1月，浙东银行在余姚梁弄成立，决定发行总额200万元的抗币，作为浙东银行的基金，分伍角、壹元、伍元、拾元四种面额。1元抗币的价值始终保持在1市斤大米的价值。发行抗币的决定宣布之后，浙东区党委和浙东行政公署对抗币印刷厂的厂址进行了谨慎的实地考察。最后确定在党的基层组织较强、地形隐蔽的上虞南部山区陈溪乡小陈岙村。
小陈岙村海拔600多米，有4个自然村组成，两面高山丛林，呈狭长形，抗币印刷厂设在最高的高苏自然村。1945年3月中旬，村民王炎木家让出3间楼房，作为抗币印刷的厂房，自己一家老小十来口人住到对面草屋里，晚上一直打地铺。王炎木夫妇对抗币印刷守口如瓶，不但左右邻居不知道，连家里的小孩也不是很清楚。
抗币印刷都是晚上进行的，几间房子的窗户都用黑布遮起来，外面由警卫员站岗。这里印刷好的抗币是毛币，一捆一捆装在麻袋里，每天趁着黑夜，王炎木跟着几个战士，在武装人员的护送下，用扁担挑起抗币，翻山越岭，运到鄞西王家坪。在那里，抗币还要进行最后一道工序：套印号码、图章。为防止假冒，每种抗币上都印有暗记。
印刷抗币的同志，白天为躲避日伪军的搜捕，钻进高苏岗的外瓣山岗里，夜晚再回到印刷厂印刷。王炎木妻子夏桂花将做好的饭菜装进菜篮子，上面盖上布围裙，布围裙上面再盖上猪草做掩护，悄悄地从小屋后门出去，给隐藏在高苏岗丛林中的几位同志送饭，不管刮风下雨，一送就是半年多。
1945年春夏之交，三五支队要将一份重要信件送到20多公里外的丁宅上沙岭脚下的清水塘团部去。那天雨下得很大，且途中要经过日伪军占领的白色恐怖区，任务艰巨。王炎木夫妇俩商量后，决定让年仅13岁的大儿子王寿铨去送信。
王寿铨头戴斗笠，将信藏在斗笠下面，从高苏岗出发，一路翻山越岭，当走到上沙岭脚下的清水塘时，大水没过了清水塘的板桥，无法通过。他在一位好心路人搀扶下才过了桥，将信顺利送达三五支队团部。在这样的雷暴天气里，从未走出过大山的少年，一路跋涉，又冷又饿又紧张，来回走了40多公里，想想都替他心疼。
1945年9月，浙东银行人员要随新四军大部队北撤，抗币印刷也即停止，上面要求印刷厂在短时间内迅速搬离，新四军领导又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王炎木一家。那天，领导把一块印刷抗币的底板交给夏桂花，跟她说：“这块底板留给你们家作个纪念，将来革命胜利了，你们可以凭这块板来找组织。”夏桂花把这块底板用一层又一层布包起来，到屋外藏了起来。这边，王炎木很快挑选了族中3名壮汉，将近黄昏时刻，挑上印刷机从后山出发，将机器安全送到余姚元马。
就在抗币印刷机器搬离的第二天晚上，山下有一伪保长带领五六个人，来王炎木家搜查，要他交出抗币或机器，如果不交，全家人都要以通共罪关押起来。为保护家人安全，夏桂花乘着夜色逃出，托远房亲戚去保长那说情。好说歹说，最后花费了七石谷子，才将此事摆平，使全家幸免于难。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全家人只有砻糠、野菜度日。
在王纪寿和他姐姐的娓娓道说中，王炎木和夏桂花的形象一点一点在我脑中清晰起来，纯朴、善良、正直、勇敢、无私，我为他们的高尚品格所感动。我想记住他们，王炎木，1900年出生，1973年11月去世。夏桂花，1910出生，1998年5月去世。
深秋了，柿子又红了，心心念念的高苏之行终于定下。择了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我在王炎木、夏桂花的后人陪同下，怀着对先人的崇敬之情，寻访红色足迹。
上高苏的路真难走，地面不平还特别陡。我是边走边爬，终于在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后，一棵老柿树斜歪歪地杵在一间快要倒塌的房子前面，高苏到了。站在已经拆掉房子的抗币印刷厂地基上，看着脚下那一排攀爬着藤蔓的老石坎，我心怀敬意，这里是浙东抗日革命的见证者，是红色金融事业的奠基地。我在心里默念：先辈们，安息吧！你们经历过的一切，我们不会忘记。这一段历史，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