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伟平
提起供销社的名字，犹如打开一段尘封的历史，“久远”“破旧”“统购统销”等词汇不约而同地涌入脑际。我与供销社的那些往事，虽已过去了几十年，但供销社于我而言，是挥之不去的清晰。1979年，是我人生中极不平凡的一年。当年9月，我从上虞中学毕业，通过浙江省招生统考进入上虞技工学校土特产检验班，自那刻起就注定了我与供销社有缘。
为期两年的技校学习生活很快过去，1981年8月，我们班有5位同学一起被分配到崧厦供销社工作。记得是8月8日那天，我在一位发小好友的陪同下，拿着由县供销总社开具的人事介绍信来到崧厦供销社报到。当时接待我的是崧厦供销社分管人事工作的副主任章长根，他笑眯眯地招呼我：“怎么提前两天来报到？”我一看介绍信，上面清晰写着：8月10日报到。由于事前崧厦供销社领导班子已研究过我们这批技校毕业生的分配事宜，因此很快章主任就给我开具了一份去下属部门——崧厦棉花收购站报到的介绍信。
下午1点半，我径直来到崧厦棉花收购站报到。棉站主持工作的副站长何黎鸣热情接待了我：“小屠好，欢迎你正式分配到我们棉站工作。”考虑到我的实际情况，站里为我安排了寝室。这就是我正式融入供销社大家庭的第一天。
作为当时上虞县最大的棉花收购站，崧厦棉花收购站一下子分配来了5位技校毕业生，增添了不小的新生力量。为尽快让我们这些毕业生适应工作环境，站领导指定给我们每人配一个“传帮带”师傅。我的师傅叫陶加炳，是20世纪50年代参加工作的老职工。陶师傅为人正直，工作踏实，在工作生活中给了我极大帮助。
20世纪80年代，国家对棉花生产收购工作十分重视，实行较为严格的统购统销政策。陶师傅的“传帮带”让我受益良多，不仅加深了我对“三农”的理解，更体会到了供销社在农村的重要地位。每年3月，棉花尚未播种，从县供销总社到基层供销社都要组织人员下乡走村访棉农，调查摸底生产生活情况，为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做好参谋。
为与棉农签订棉花订购合同，每当我单枪匹马走村访户时，总感到联系工作不大顺畅。而只要陶师傅出马，几乎每到一户棉农家里，棉农们都十分亲切，拉起家常就像是走亲戚。记得有一次棉花收购旺季，一个棉农拉着满满一板车籽棉前来投售。我作为棉花检验员便按程序抽样检验，发现有明显的以次充好现象，就很不耐烦地与这位棉农争执起来，坚持要将这批棉花全部以最次等级价格收购。这时，听到争吵声的陶师傅赶来问明事情原委后，邀我一起帮这位棉农在旁边空地上进行分拣整理。我虽然很不愿意，但只能听从师傅的吩咐，足足用了一个半小时才将这批棉花按质量分拣成3堆，并分别进行抽样、定级、结算。
陶师傅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让棉农的利益最大化。事后，棉农十分感激棉站为他着想的做法，发誓今后再也不以次充好来投售。这一堂生动的为农服务课，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让我明白了一个朴素的道理：为农服务要实实在在，不能只是口头讲讲流于形式。
2000年1月，机缘巧合，我离开了崧厦供销社，来到上虞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工作。正是有多年基层供销社锻炼的经历做后盾，让我总能克服工作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但当我真的要调离供销社时，我又感到万般不舍，悉心指导我的那些前辈们，团结活泼的工作氛围，总是盘旋在我的记忆里，久久不能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