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秋强 文 魏新宇 摄
虞南是上虞地理上的“后花园”，这里的山水气质清幽，是自然造化特为隐士预留的一处净土，也是上虞精神上的“家园”与文化上的“富矿”。守护虞南文化，就是守护上虞的根与魂；激活虞南文化，就是为上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化动能。
这片被四明山脉环抱的土地，在漫长的历史中，积淀了丰厚的道教文化、红色文化及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在文化版图中创造了独特的“隐逸”符号。可以说，上虞的隐逸文化源远流长。远古之时，虞舜为躲丹朱之乱携百官南迁隐居蛰伏，今存“隐里”之地名；魏晋时，“竹林七贤”之一嵇康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认为人应当摆脱各种束缚与限制，追求内心的自由与独立；东晋谢安遁世高卧东山，蓄养家国大志；民国大先生隐于白马湖畔，创造中国教育史的奇迹。
如今，从契合现代人对自由、宁静与本真生活追求的角度审视，上虞特别是虞南山乡蕴含的隐逸文化，尤其具备转化为优质文旅项目的潜力。中国人的内心大都住着一个“陶渊明”，这种“隐逸情结”承载着人类对精神自由的永恒向往。
老子的“道法自然”倡导人们回归自然，追求精神自由，这种思想在虞南山水之间找到了契合点。丰惠坤山之下的西溪湖，四周群峰环绕，景色极为优美，是五湖之一的胜景，这里正是范蠡隐入五湖的所在。为纪念他，后人在此地建立了陶朱庙，该庙始建于宋代，后经历代维修和重建。东汉道家高人魏伯阳于丰惠凤鸣山炼丹著就《周易参同契》，于吉在陈溪太平山筑石屋潜心立说，虞南的山川浸润了道家的隐逸之风。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政治环境险恶，文人士大夫们为了避祸全身，纷纷选择隐居山林。虞南山乡因其优美的自然环境和相对安宁的社会氛围，吸引了众多名士前来。他们在这里筑庐而居，或寄情山水，或谈玄论道，或吟诗作画，形成了一股浓厚的隐逸之风。这一时期，虞南山乡的隐逸文化达到了一个高峰。如山水诗鼻祖谢灵运在覆卮山上把酒临风；专修黄老之道的杜京产筑日门馆，聚徒授学；道教炼丹家、医药学家陶弘景描绘虞南为“山川之美，古来共谈……实是欲界之仙都”。
元明清时期，虞南山乡的隐逸文化在传承中不断发展。随着商品经济繁荣和城市发展，一些人对城市生活的喧嚣和功利感到厌倦，向往虞南山乡的宁静与质朴。他们来到这里，购置田产，修建园林，过着半隐半仕的生活。如刘履自号“草泽闲民”，在陈溪潜心著述。明太祖朱元璋曾力邀其出仕，他却甘愿于在山乡彻底放下尘念，自在逍遥。明朝礼部主事徐观复（下管人），因不满魏忠贤专权而辞官归乡，隐居于太平山下。他自号“林下一人”，远离官场、淡泊名利之志。户部尚书郑三俊敬其风骨，亲题“林下一人”相赠。徐观复隐居期间，潜心学问，修身养性，侍奉老母，成为一方孝道楷模。
心学大师王阳明也曾驻足虞南，在山水间自由盘桓三日。其间，他与弟子赋诗唱和，体悟“知乐知学，非乐非学”之境。王阳明对自然怀有深切热爱，在与山水的交融中，感其生生不息，悟洒脱自得之乐，其“知行合一”思想亦在此得到滋养与深化。到了清代，章镇人徐三庚所刻“志在林泉”印章，也是虞南隐逸文化深远影响的明证。
步入现代社会，隐逸文化迎来新的机遇与挑战。城市化进程加速，生活节奏紧绷，压力倍增。在此背景下，虞南隐逸文化所蕴含的宁静、自然、和谐的生活哲学，对现代人散发着强大的吸引力，越来越多的人渴望在这片山水间寻找心灵慰藉与精神栖息。
将虞南片区打造成隐逸式慢生活区，绝非简单复制“乡村民宿集群”，而是通过生态价值转化、文化基因唤醒、乡村治理重构，直击都市人群对“身心疗愈”“松弛感”的渴望，探索走出一条“快时代中的慢哲学”之路，紧扣“生态型、文化型、康养型”，让“慢”成为可消费的产品、可体验的文明、可复制的共富模式，使虞南片区的“微醺时光”，升华为长三角都市圈的精神原乡。
其一建议打造“隐逸山水”沉浸空间，将抽象的隐逸精神，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文旅景观。重点保护古村落、古建筑等文化遗产，使其成为展示隐逸文化的鲜活窗口。加强研究与宣传，出版相关书籍资料，如摄制《隐逸虞南》微纪录片等，提升文化认知度。
其二建议创立“隐逸心学”修行体系，将传统隐逸哲学精髓转化为应对现代人精神焦虑的实践课程。联合高校哲学系、艺术院校、禅文化研究机构等，设立“虞南隐逸文化研修基地”，设置无手机信号的“半日隐士”区，将空气、山景、文化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打造独具特色的“精神疗愈”目的地。
其三建议推动“隐逸经济”长链条开发，以文化赋能产业，实现保护与发展良性循环。探索文化资源可持续利用模式，融合禅乐、茶酒、药膳文化等，打造中草药基地、道家养生馆、禅修民宿、隐士文创产品等，形成特色产业链，让传统隐逸精神成为治愈当代社会焦虑的良药，在青山绿水间构建起传统与现代对话的文化生态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