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民族抗战爆发，战火迅即延伸至浙江。
在上虞，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人民群众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共上虞地方组织迅速建立，并不断发展壮大，领导和组织上虞社会各界力量，上虞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
抗日救亡运动遍及城乡
1937年8月，“八一三”事变后，上虞籍旅沪青年陈树谷、罗振声等从上海返回上虞，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9月5日，在陈树谷等人的筹建下，上虞县各界青年抗日救亡协会在县立第二小学召开成立大会，推选陈树谷为协会负责人。为了宣传我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团结与教育广大人民群众，上虞县各界青年救亡协会创办了《抗日救亡报》、协会会刊《涛声》，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在上虞县各界青年救亡协会的影响和推动下，上虞广大的爱国青年及各界人士纷纷投入了不愿做亡国奴的抗日救亡运动。抗战爆发以后，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上虞的爱国文化人士和热血青年，成立了众多的抗日文化社团。他们为了保卫中华民族神圣领土，打击日本侵略者，以自己的一技之长积极宣传抗日，为抗战作出了贡献。当时，在上虞的大地上，抗战的歌声随处可闻，抗战的标语随处可见，抗日救亡运动遍及城乡各地，激起了广大民众强烈的抗日爱国热情。
上虞地方党组织建立
1938年初，抗战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杭、嘉、湖相继沦陷，上虞县亦有随时沦陷的可能。陈树谷受自我教育集训班部分骨干的委托，秘密去嵊县找党组织，通过当时任嵊县县工委委员的张珂表，与党组织正式接上了关系。
1938年2月，中共浙江省工委委员、组织部部长邢子陶来到上虞百官镇后郭小学，第一批发展了陈树谷、罗振声两位进步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办理了入党手续，并要求他们进一步发展党员和党组织。同年3月间，又发展了沈海潮、诸觉、贾德裕、杜连珠、罗佩蘅等青年入党。1938年4月，抗日战争时期上虞县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支部——中共后郭支部成立，罗振声任书记，陈树谷任组织委员，罗佩蘅任宣传委员。驻地后郭小学，隶属中共浙江省工委。
中共后郭支部的成立，为上虞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共后郭支部十分重视抓好党的建设工作，在抓好现有党员思想教育的同时，积极考察进步青年，发展新党员。
1938年5月，邢子陶代表中共宁绍特委再次到后郭，成立了中共上虞县工作委员会（简称“县工委”），这是上虞县第一个党的县级领导机构，陈树谷任书记。县工委驻地后郭，隶属中共宁绍特委领导。1939年5月，中共宁绍特委调傅志评（傅旦）任书记，陈树谷负责政工队工作，改任组织部部长，先后增补陆蕴如（华俊）、赵虞（赵礼冉）为委员，县工委驻地由后郭移至横塘徐家岙。
中共上虞县工委建立后，中心任务是继续搞好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县工委利用国民党政府成立战时政治工作队之机，动员一部分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参加政工队。县工委还重视报刊、社团方面的领导和宣传工作，编辑《政工阵地》《政工旬刊》等刊物，组织战地服务团、抗建室等，广泛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同时，积极争取上层爱国人士、开明士绅，团结抗日。
在县工委的领导下，党员和党的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到1940年，党员已发展到120余人，分布在后郭、上虞县城、驿亭、五夫等地。
抗日救亡运动浪潮高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势下，中共上虞各级组织积极领导和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各界人士纷纷组织抗日救亡团体，出版抗日书刊，开设进步书店，传播进步思想，使救亡运动呈现蓬勃发展的气象。
1938年、1939年，先后成立两届上虞县战时政治工作队。县工委在第二届政工队内秘密建立党支部，由陈树谷任支部书记。政工队主要组织队员深入城镇、农村，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出版《政工阵地》周刊等，组建游击小组、农民土枪队，动员群众推荐拥护抗日、思想进步的人为乡保长。
全县的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1938年8月，中共上虞县工委在百官桃园桥办启民书店，发行《新华日报》。胡愈之、俞菊生、俞元亮等革命者和叶作舟、王文川、范寿康、夏丏尊等进步人士，先后出版《同仇》《舜江通讯》等刊物。1939年5月，上虞县第一个抗日建国救亡室（简称“抗建室”）在后郭成立。此后，章镇、崧厦、谢塘、上虞城（即今丰惠）等地也相继设立“抗建室”。其他抗日文化社团还有上虞百官青年店员读书会、抗卫剧团、战地服务团、舜江学社等。
杭州沦陷后，浙东抗战形势更加吃紧，人心惶惶。政工队党支部根据上级党的指示，一方面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稳定人心；一方面发动人民群众，组织抗日游击小组，搜集武器弹药，以便在沦陷后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崧厦区队在陈树谷发动下，成立了崧厦“挺字”部队游击小组和吕家埠扛运伕游击小组。山乡政工队在队长袁啸吟发动下，成立了小型武装组织和有70余人参加的农民土枪队。沿江工作队由陈树谷、施洛负责，建立了蒿坝游击小组，柴及任组长。这些游击小组通过各种关系，搜集武器弹药，进行游击战的军事训练。
经过政工队的宣传教育，不少优秀青年踊跃参军，纷纷要求奔赴前线杀敌。1939年4月，一批上虞优秀青年开赴浙西抗日前线。同时，各区政工队发动群众，突击赶制棉背心、布鞋，募集资金和年糕、粽子，组织慰问团慰劳抗日部队，掀起了支援和慰劳抗日部队活动的热潮。百官区队，从百官至驿亭一线，就募集布鞋700多双，送往皖南。
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影响下，各类抗日文化社团遍布上虞城乡，他们通过歌咏、舞蹈、话剧、漫画、演讲等形式，在城镇、乡村进行宣传，深入抗日前线开展慰问，激发民众抗日热情，同时也培养了一批先进青年。
上虞县工委认真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推动各界抗日救亡活动，发动各阶层人民投入各级抗日后援会和各社团组织的义卖、献金、征募寒衣、慰问等活动。妇女是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力量。上虞党组织通过县政工队和其他社会团体，通过举办妇女识字班、建立妇女区队、成立上虞妇女读书会、举行妇女节纪念活动，教育妇女反对封建迷信和封建压迫，谋求自身解放，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
学生也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1940年上半年，上虞战时中学学生肖璜（黄继瑛）等成立了战鼓歌乐社战时中学分社，一批有抗日热情并爱好文艺的同学踊跃入社，学唱《游击队员之歌》等歌曲，演出宣传抗日的《中华女儿》《牧童》等话剧，定期举办读书座谈会，讨论“抗战最后胜利的决定因素是什么”“三民主义是什么”等问题。
农村抗日救亡活动广泛开展。中共陈溪乡珍坑支部是虞南地区最早建立的中共支部，党支部团结群众，广泛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教育工作。1939年12月，上虞县工委为加强山区工作，专门成立了上虞山乡政治工作队，袁啸吟任队长，进驻下管十九都，开展抗日宣传。工作队遵照“改良人民生活，以利动员人民进行全民族抗战”的方针，深入农村，从关心群众切身利益着手，把农民组织起来，领导农民改良自身生活和开展民族抗日救亡活动。
坚持隐蔽斗争
1940年至1942年，是世界法西斯势力最猖狂的时期，也是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为扩大对东南沿海的侵略，日本侵略军在1941年4月发动了宁（波）绍（兴）战役。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加强特务统治，残酷地镇压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在这一形势下，上虞党组织实行了隐蔽精干的方针，积极进行抗日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度过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
在贯彻隐蔽精干方针下，许多党员转入各地农村以社会职业作为掩护，党的活动转入秘密状态。当时，教书、做生意等工作比较容易找到，既有利于联系群众，又便于联络中上层人士，许多党员便以此为掩护搜集情报、监视敌情。
1941年2月，上虞党组织委派从余姚调至百官的党员施惠敏（施招云）负责筹建百官战胜女子商店，作为党的活动联络点。商店取名“战胜”，既包含抗日爱国和抗战必胜之意，又冠以“女子”，利于开展隐蔽活动。商店开办不久，店内建立了中共百官战胜女子商店支部，由施惠敏担任党支部书记。开这家商店，表面上是为了方便群众，赚钱分红利，实际目的是为了掩护地下党员出入的方便和进一步了解掌握百官镇上国民党的情况。
1941年12月，上虞党组织又在小越大山下开办卷烟厂，建立秘密联络站。厂内建立了中共小越大山下卷烟厂支部，先后由郭雪聪、黄慧姬担任党支部书记，其职工全是女党员或培养对象。开办卷烟厂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经销香烟为掩护，搜集情报，掩护过往同志，并将敌占区各据点获得的敌情资料和社会动态，及时送到五车堰、韩夏、临山等地的上级党组织和部队。为了搞好情报递送工作，应付敌人的检查，卷烟厂的女同志常用软、薄的拷贝纸，写上细小、简明的字句，搓成纸线，当作香烟的“馅子”卷进烟中，再经过层层包装加封，并做上暗记，然后专门“卖给”特定的“顾客”。1942年冬，反共救国军艾庆璋勾结小越、大山下一带的伪军，准备向三北游击区反扑。敌人发动进攻前夕，卷烟厂及时将这一情报送到根据地的部队，有效地支援和配合主力部队主动出击，直捣小越伪军据点，使得顽伪军措手不及，受到重创。
1942年10月，地方党组织派中共党员袁啸吟、何畏、沈海潮、杨金标，利用与汪伪特工总部杭州区绍兴站的微妙关系，在百官筹设了该站的百官办事处（对外称“十号”，即百官镇安桥10号），并以此为掩护，在敌伪据点内开展对敌伪的隐蔽斗争。1943年秋，何畏接受中共浙东区委伪军工作委员会的派遣，打入绍兴敌工站，战斗在敌伪心脏。同时，还先后派董静之、林雪、吴佩文、董鸣九等同志，利用社会关系，建立起一条绍兴—百官—丰惠—四明山根据地的地下交通联络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