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记者 冯洁娜
十余年间，他一直致力于以浙东新四军为主题的革命历史题材写作，撰写的“革命英雄主义八部曲”为当代革命历史题材书写添上了厚重的一笔。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到来之际，记者对话国家一级作家顾志坤，探寻“革命英雄主义八部曲”创作背后的写作初衷。
书写革命历史，
只为点燃未来火种
记者：您创作“革命英雄主义八部曲”的初衷是什么？是什么让您决定投入大量的精力去书写浙东新四军的革命历史？
顾志坤：我创作“革命英雄主义八部曲”的初衷，源于一种历史的紧迫感和文学的使命感。浙东是中国19块红色革命根据地之一，浙东新四军的历史，是抗日战争中极具独特性的一页——他们以四明山为屏障，在敌伪顽三方夹击下开辟根据地，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浙东精神”，但这段历史在文学作品中仍存在空白，许多英雄故事甚至未曾被文字记录。我的老家就是当年的革命根据地，我在童年和少年时期听到的许多英雄故事至今仍难以忘怀，甚至在几十年之后，想起来还热血沸腾。我想用文学重建那个时代的呼吸与心跳，告诉我们的英雄前辈们——山河不会忘记你。同时让今天的年轻人看到——在民族危亡之际，正是这些英雄们，用信仰托起了黎明。
记者：为了写好这些作品，您有没有特别难忘的经历？
顾志坤：为还原历史肌理，我从2012年开始，就开始了漫长的“抢救性”采访，足迹遍及北京、辽宁、黑龙江、山东、江苏、安徽、上海、陕西、浙江等十几个省市。采访了曾在浙东战斗过的100余位新四军老战士、老英雄，其中有许多老战士、老英雄是在病床上接受我的采访，有的老战士在接受我采访几天后，就与世长辞了。我最难忘的是在浙江桐庐采访一位新四军老战士，当时他已患失忆症多年，但当我提出请他讲讲当年的战斗故事时，他竟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他甚至还记得某次战斗的具体时间。经事后查阅，他讲述的那次战斗场景和战斗时间均准确无误。所以对我来说，每次采访，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一次灵魂的洗礼。
记者：今天，革命历史题材作品能够为社会和读者带来哪些独特的启示？
顾志坤：今天的社会充斥着历史虚无主义的解构与戏谑，而革命历史题材作品恰恰是对抗遗忘的抗体。书写革命历史，不是为了复活过去的灰烬，而是为了点燃未来的火种。
抢救性采访，
全景式书写“红色浙东”
记者：您曾说过，“我的所有作品，都是与故乡密不可分的，没有故乡，也就没有我的这些作品”。上虞自古以来就是文化名城，东晋名士谢安在41岁前就曾长期隐居于此，包括《美人弄1号》在内，您的许多作品都在围绕您的故乡上虞及周边浙东地区展开。书写浙东地区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在当代文学中并不多见，您是否在有意填补这方面的空白？
顾志坤：浙东是中国19块红色革命根据地之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浙东人民抗日斗争的历史资料已有不少，但用长篇小说或纪实文学的形式来展现浙东人民波澜壮阔、艰苦卓绝的抗战历史的几乎还是空白。尤其像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北撤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竟还没有文学作品对此进行全景式的书写。作为一名浙东籍作家，我感到了自己的失职。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这十几年来，我的双脚一直在浙东大地和相关的省市行走，我去海岛，进山区，走乡村，跑干休所。有一次，为寻访一位战斗英雄的足迹，我在半个月内驱车穿越13个省市，行程1.6万里。近年来我采访过的新四军老战士及他们的后人多达数百人，这些抢救性采访为我创作“革命英雄主义八部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在写作的过程中，很多受访的老战士还没有看到我的作品，就一个个去世了。所以我希望我的这些作品，不仅能填补浙东革命斗争史文学性的书写空白，也能给那些在这块土地上洒下过热血甚至献出了生命的英雄们留下一点文字记录。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我们给英雄们树了一座文字纪念碑。
记者：您的新作《美人弄1号》讲述了多名年轻的女地下党员以美人弄卷烟厂为掩护传递情报的故事。相比以往的创作，这或许是一个不小的突破，在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中塑造女性群像，这种写法似乎在同类型创作中也并不多见，请问是什么契机促使您关注到这段历史当中的这一群体，并写下了她们的故事？
顾志坤：这是我从易天文化公司的陶总处听到的故事，我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故事。当然那时它只是一条线索而已，但也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与之前以战场环境和战斗英雄为书写对象的作品不同，美人弄卷烟厂情报站展示的是抗战时期我地下党情报员与日伪顽斗智斗勇、生死博弈的故事。特别是其中8位情报员全部都是年轻的女性，她们在日伪的眼皮底下，以开烟厂为掩护，扮作卖烟女，穿过敌人重重的封锁线，将各类情报送到抗日游击队那里，为我游击队的胜利立下大功。可以说，这是一幅我党情报战线上巾帼英雄们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奉献青春热血的群英图，它坚定了我书写的决心。
记者：听说您的新作长篇纪实文学《谍影幽兰》讲述的也是我地下党女情报员潜伏敌营的故事，能否请您披露一下这部作品的内容？
顾志坤：《谍影幽兰》可以说是《美人弄1号》的姊妹篇。它讲述的是新四军军部侦察参谋张菊兰在1943年初日军对盐阜地区开展“大扫荡”前，奉命撤离苏北，来到浙东，在三北游击司令部敌工委秘密策划下，打入国民党“挺四”纵队田岫山部，以该部创办的《锦锋报》社记者身份，从事情报收集工作，潜伏期间，她以采访名义频繁往来于田部各据点，由此收集了大量的情报。1945年春，田岫山第三次投敌，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发起了“讨田战役”，关键时刻，张菊兰把收集到的敌兵力部署、火力配置等情报及时送到我地下联络点，同时，她还策动田部一大队蔡国玉部战场起义，为我军攻下田岫山精心打造的由28只碉堡构成的所谓“浙东马奇诺防线”立下大功。该作品已列2025年绍兴市艺术基金扶持项目。
尊重真实历史，
血火史诗铸民族脊梁
记者：在您长期的创作生涯中，许多小说或报告文学作品都表现出对历史的复现与还原，您怎样看待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文学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记录历史？
顾志坤：首先，文学和历史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甚至是极其亲密的关系。从历史的视角看，文学始终在参与着、建构着历史，而且自身也是历史的一个部分。不过，文学毕竟是文学，虽然它可以复现与还原历史，但是这种复现和还原是“文学性”的，而不是“历史学性”的。并且文学对历史的复现与还原在不同的文体中也是不一样的，小说家与报告文学作家书写历史的方式就有所不同。我的许多作品就是按照这样的创作思想进行的，按当下通常的说法，叫“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即在尊重真实历史的前提下，进行文学性书写，在真实地复现与还原历史的同时，为读者呈现集真实性、文学性和可读性相统一的作品。
记者：在战争的背景下，军旅题材小说通常会设置敌我双方的阵营，因此容易呈现出二元对立的色彩。您的“革命英雄主义八部曲”涵盖了从抗日战争到抗美援朝长时段的历史，您如何看待并处理其中的关系变化，从而避免人物形象的扁平化问题？
顾志坤：人的现实存在和现实关系是动态发展的，任何一个人都是很复杂的，革命英雄人物也是一样。他们有英雄伟大的个性、人格与魅力，也有和我们一样普通的面相。因此，写活一个人物就必须将他放置在动态的、多样化的关系中，从而展现出他丰富的性格内涵，毕竟英雄人物也会因其平凡而更加动人。文学创作应该始终坚持一种多角度、多层面、多样化的眼光，避免将人物扁平化，或沦为某种观念的象征。在这方面，我在长篇小说《北撤》和新作《美人弄1号》中，做了一些探索和尝试，从读者们的反应看，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记者：当下，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应该如何更好地发挥其所具有的价值？
顾志坤：历史是纪实的，但历史的纪实往往是枯燥的，在历史的纪实之外，能够有一种具有文学色彩的纪实作品来作为历史的补充，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更不用说在当今时代，纪实作品在记录时代、表现时代主题、塑造时代典范、回应时代关切、参与时代重大课题等方面占据着无可撼动的地位。曾经历史的大变局为纪实文学提供了震撼人心的精神气魄，我们更应该积极介入时代，用自己的妙笔将时代中每一幅生动的画面记录下来，真正承担起自己记录历史、建构历史的文学责任。
但同时我们又必须面对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的纪实文学，如何才能吸引当下的读者，尤其是，当纪实文学为革命英雄人物立传时，那些昨天的英雄，如何才能打动今天的读者？在这方面，我们的前辈作家已作了很好的回答，而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接过前辈作家的接力棒，立足现实，关注历史、关注时代、关注人民，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